輿論酷酷酷................!!!

要國際化除了英語還要開誠和尊重

2005-02-17T16:35:00.000-08:00

不想沉默的中大教師

【明報編按 ﹕ 本文作者在中文大學任職副教授，文章以筆名發表。】

中文大學為了招收非本地學生的教學語言安排，在農曆年前引起了討論。學生寫了一篇名為「哭中大」的反對文章，學校也通過不同渠道作出反應。學生問及教師為何沒有聲音，而學校的立場是否就代表所有教師的意見呢 ﹖ 讓我作為大學教員的一分子，說說我的感想。

中文大學有一個特色，就是在瀰漫殖民地思想的香港，唯一堅持中文教學的大學，而同時她在國際上的地位，比其他自稱以英語授課的大學有過之而無不及。校友在國際或香港的成就，印證了中文大學畢業生的英語水平，也顯示出英語授課等於高水平的看法是多麼膚淺和無知的。

無論怎樣也稱不上諮詢

當然，過去的成就不可作為守舊或因循的藉口。中大學生的背景和大學的前景， 40 年來有了很大的轉變。從前學生的母語是單一的廣州話，現在遑論外來學生，本地學生中也有不少新移民，他們的母語是中國的其他方言。從前中文大學主要在殖民地別樹一幟，現在則要成為全中國出眾的大學。在新的時代，大學的中文特色和國際視野，也應有新一層的意義。可是，這是十分嚴肅的議題，牽涉到中文大學的定位，並非單單英語授課的問題。這樣的議題，通常不會有很簡單的結論 ﹔ 學生、教師和行政人員也一定有不同的看法，需要一定時日的溝通。作為知識分子，我實在不願意未經詳細考慮與討論，就站出來表態贊成或反對。但是，公開的沉默並不代表我對政策的絕對支持。可是，大學近來的公開回應，不斷製造教師已被充分諮詢並大多支持政策的形象，又使我感到繼續沉默有違良心。無論怎樣，我是絕對支持中文大學向國際邁向的選擇，學校也不必困在中文教學的牢籠裏，但卻不應把優秀學術水平等同英語校園。

中文大學新的教學語言政策，最沒有道理的是硬把取錄非本地學生與英語教學掛  起來，尤其大部分的外來學生其實是中國學生。按照這個政策，一個原本打算來這裏學中文的國際學生，只會發現中文系是不招收國際學生的，或者發現中文系是大量使用英語授課的。除了中文系，大學裏所有本土研究的學科，都面對同樣荒謬情  。另外，像音樂、藝術、運動科學、自然科學這些本來可以較靈活使用教學語言的學科，教學空間卻因新政策而變得狹窄了。這樣的政策反映出主事人員的粗疏，沒有關顧各學科的獨特情形，只求一個英語外殼。也許大學在訂立政策時，根本忘記了本身的中國文化立場和忽視了大批本地學生的學習需要。

新教學語言政策的目的，是為了保障非本地學生，不受語言限制地修讀學位。可是，這個保障卻奇怪地依賴於英語授課。如果某個學系所有的非本地學生都來自中國，為什麼不能以普通話來授課呢 ﹖ 而實際上大部分學系的非本地學生都是說普通話的。新政策的副產品，是為本地學生提供更多元的文化環境。學生若要使用非母語來聽或講，自然能更深入地掌握另一個文化的內涵。目前英語文化在世界上舉足輕重，所以，我同意大學應努力創造英語環境。但是，這個聽和講的環境，是否在課堂裏最有效發揮呢 ﹖ 以我的經驗，好像在球場、餐廳及課外閱讀中獲益更大。事實上，要達到能提供理想的英語文化環境，校園內必須有足夠以英文為母語的學生。以香港當前的情  ，我們只有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文化交流，英語明顯不是這種交流的媒介。由此，新政策本應鼓勵學系考慮多採用其他語言授課，而不必局限於英語，才能真正帶動校園的多語言環境。現在莫名其妙的獨尊英語，是否只反映大學領導的文化品味，而非中文大學的國際化路向 ﹖

其實大學的教師有多了解整個新教學語言政策的目的呢 ﹖ 我們又是否感到有被諮詢和有真正選擇呢 ﹖ 去年 10 月份下來的文件，只是要各學系決定取錄非本地學生而已，英語教學是附帶條件。學系從長遠發展來看，不能輕言拒絕外地學生。那時校園內道聽塗說，也有質疑這英語教學的理據，但幾個月來不見得大學有體制內的討論。到 1 月份的文件，也只是要求各學系提交明年各科目的授課語言，也沒有討論政策的空間。有些學系，根本未經討論就把所有科目填上了英語。這樣的過程，無論怎樣也稱不上諮詢。今天大學還得多謝那些不乖乖照章執行的學系，才能自圓其說沒有大幅度改變為英語教學。大學對外界把這過程說成幾個月的諮詢，與真相有極大的出入。

玩弄數字欲蓋彌彰

大學裏的同事，很多都曾留學海外，深受文化交流與衝擊的好處，大部分能操流利的英語。因此都對國際化和使用英語抱開放的態度，也明白中文大學要審度形勢，不斷更新與重定方向。校友投入社會多年，也知道大學要適應社會的需要。在校園裏，學生也願意為少數不懂廣東話的學生，使用共同了解的英語為溝通媒介。大學若認真的探討教學語言的問題，就算要更改章程，放棄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也有可能。現在所推行的政策，一方面欠缺理據，另一方面又無視它對教學環境所產生的實質改變。遇到反對的時候，又取巧說已有足夠諮詢，玩弄數字來說仍然堅持雙語政策。欲蓋彌彰，無怪乎大學這新政策，被懷疑為了偷換中英文地位的手段。在這樣的氣氛下，我更加不願意站出來，冒犯領導的意願。以我的觀察，教師對國際化差不多是一致的贊成，對英語教學則有贊成，有疑慮，也有反對，目前教師如此安靜，也是校方推動政策時的家長化手段所致。

要做國際化的大學，除了英語，還要開誠和尊重 ﹗

母語傳承與母語地位*

2005-02-15T09:17:00.000-08:00

施正鋒

http://mail.tku.edu.tw/cfshih/seminar/20021213/20021213.htm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 . . , language is always a political issue, overt or covert, since it clearly involves questions of different power. Helen & Oacute; Murch& uacute;[1] (2000: 82)

壹、前言

我國追求民主鞏固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的任務眾多[2]，其中又以多元族群的整合最具挑戰性挑戰，特別是在總統直選後，族群票源的動向被視為左右大局的關鍵。弔詭的是，過去威權體制下的「國語政策」，雖然已在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抬頭的潮流中逐漸退位，不過，經過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包裝的過度商業化媒體，似乎讓少數族群又萌生相對剝奪感 (relative deprivation)，特別是佔有台灣人口至少百分之十五（四百萬）以上的客家人[3]，長期以來面對下意識的同化壓力，感受到因為語言、文化消失所產生的強烈危機感，並未因為民主化而有所稍逝。

一般人常說：「語言只不過是一種溝通的工具」，這種「語言＝媒介」的說法，雖然不能算是錯誤，卻也只能算是呈現局部的事實，因為語言除了是個人所擁有的一種能力[4] (capability)，也是傳承文化的負載者 (carrier)，因此，可以視為一個族群所擁有的特色、或是資產 (property)，甚至於，語言往往是被用來當作辨識集體認同的一種重要指標 (signifier、indicator)[5]。所以，一個人能否自由而舒坦地使用自己的語言，除了是一種基本的權利 (right)[6] 以外，更代表著族群的集體尊嚴。特別是在一個有多元族群的國家裡，對於少數族群來說，不僅語言的有無代表著集體生存的命脈，語言的地位更象徵著族群之間的權力 (power) 關係是否平等；其實，當語言被用來區隔為「自己人」(insider)、以及「旁人」(outsider) 之際，只要有人佔有優勢，就會有人居於相對劣勢，衝突自是難免 (Packer, 2002)，也因此，語言的多元不免被視為社會衝突的根源，或者至少是政治鬥爭的工具。

如果從語言政策說「權力」的觀點隱含著政治現實上分配的無奈、或是鬥爭，「權利」的觀點則有立足點平等的規範性期待。就具體的語言政策目標來看，我們可以根據Annamalai (2002)，以光譜分布的方式歸類為消滅 (elimination)、容忍 (toleration)、以及推動 (promotion)。消滅性的語言政策就是以處罰的方式禁止某語言在公開場合、甚至於私下使用，用意是讓使用者覺得該語言是一種負債，轉而採取被認可的語言，最後達到語言轉移 (language shift)，也就是同化的地步。顧名思義，容忍性的語言政策就是保持現狀，並未刻意去扶助弱勢族群的語言，也不想去扭轉跟隨語言而來的結構性不平等，甚至於就是令其自生自滅。推動性的語言政策就是想辦法避免任何語言的消失，包括鼓勵私下使用、或是確保公開使用而不被歧視。

在進入討論之前，我們先將討論「母語」(mother tongue) 一詞的涵義。從1980年代開始，不管是客家族群的「新个客家人運動」、「原住民運動」、或是鶴佬族群的各種「母語運動[7]」，大致上是以「媽媽講的話」來對抗國民黨政權的「獨尊國語」政策。其實，這樣的訴求之所以對一般人有相當的說服力，除了以崇高的「母親」來抗蠻橫的「政府」外，背後還有一個條件式的修飾詞故意被隱藏起來，也就是「本土的」(native)、「被支配」(subordinate) 族群的母語，至於「支配性[8]」(dominant) 族群的母語是否需要保障，前者並沒有權力／權利去置喙，除非兩者的角色互易。因此，我們以為，表面上看來中性的、全稱式的母語一詞，如果用在嚴肅的討論，恐有誤導的可能。此外，不少少數族群的成員因為被迫選擇、或是硬加的他族語言，他們母語已經不是原本的族語，此時，嚴格來說，此時所謂的母語已經失去號召族人的道德正當性。

在學術上，相關的用語有「區域／地方性語言」(regional language)、「鮮少用語言」(lesser used language)、「次要語言」(minor language)、或是「少數族群語言」(minority language)。「區域／地方性」是相對於「全國性」、「鮮少用」是相對於「時常用」、「次要」是相對於「主要」，唯有「少數族群」相對應於「多數族群」，除了比較沒有明顯的相對重要性暗示，甚至於有規範上需要國家／政府加以正面復育 (revitalization)、維護 (maintenance)、或是發展 (development) 的期待，在下面的行文，我們將把「少數族群語言」當作一般人所了解的「母語」的同義詞。也就是說，就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而言，「少數族群」並非人數較少的族群，而是「被支配的族群」。

在下面，我們先將簡短說明，一個國家內部多元語言／多元族群[9]的現象，與該國是否會有衝突／和平，並沒有絕對的關係；接著，我們將從人權的觀點來切入少數族群語言，提出幾個可以用來衡量其地位的指標。再來，我們要考察客家話對於建構客家族群認同的重要性。其次，我們將提出一些具體的政策建議。最後，我們會將研擬中的『語言公平法草案』放在附錄中作為拋磚引玉。

貳、少數族群的語言權與族群衝突的化解

在過去，統治者傾向於將一個國家內部的多元族群 (ethnic diversity) 當作是衝突的亂源，因此，一定要想辦法來加以淨化 (cleanse)，不管是驅逐、滅種、還是同化；相關的，語言多元 (linguistic diversity) 當然也不免會被當作是妨礙國家團結的障礙。也就是在這樣的錯誤認知下，被壓抑的少數族群即使被迫習得支配性語言，年幼時期的羞辱經驗徘徊不去，這才是日後政治齟齬的真正病痾。我們把多元族群／語言與衝突／和平的關係，整理成下列的概念架構（圖1）。

圖1：多元族群的概念架構

在戰後，西歐／北歐國家逐漸認識到，語言權 (linguistic rights) 是少數族群權利 (minority rights) 的一種──不管是個人的權利 (individual right)、還是集體的權利 (collective right)──絕對不能加以限制。他們的基本假設是這樣子的：國家採用的國家語言、或是官方語言，雖然出發點可能是善意的，也就是想要透過一個共同的語言來進行整合 (integration)，然而，這種對差異 (differences) 不寬容的作法，往往是社會衝突的來源；為了避免族群間的衝突，對於少數族群的語言作起碼的保障是必要的，甚至於要求僅可能去推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當前國際潮流對於多元語言的看法有重大變動，也就是在超越宿命式的衝突觀、發展到對於差異的起碼接受，進而企盼進行正面的合作，把語言當作是化解族群衝突 (conflict resolution) 的調和劑[10]。以北愛爾蘭為例，自從1969年的「動亂」(the Trouble) 以來，在30年的內戰中，超過3,600人喪生、30,000人受傷。如果我們比較北愛爾蘭在1970、1990年代分別進行和解，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著重權力的分配，後者則兼顧語言的公平性、以及對於族群認同的尊重。自從北愛爾蘭、英國、以及愛爾蘭三方在1998年簽署『北愛爾蘭和平協定』(Northern Ireland Peace Agreement 1998) 以來，除了設立相關的語言振復機構外，「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更是積極地在草擬中的『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 裡頭規劃「語言權條款」。

有關語言權的規範，大致出現在國際條約／規約、非政府組織的宣言、或是各國的憲法／法規[11]，譬如聯合國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12]、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1992)[13]、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 (OSCE) 的 Document of the Copenhagen Meeting of the CSCE (1990)[14]、Hague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the Education Rights of National Minorities (1996)[15]、Oslo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the Linguistic Rights of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Explanatory Note (1998)[16]、歐洲理事會的 (Council of Europe) 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 (1992)[17]、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1995)、以及民間推動的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 (1996)[18]。在這裡，我們根據OSCE (n.d.) 的一項報告，從七個面向來觀察少數族群語言在公共領域的地位，也就是教育、媒體、以及公家機構。

一、這個國家是否有國家語言、或是官方語言？少數族群語言是否具有國家語言、官方語言、或是其他特別的地位？是全國性的、還是區域性的地位？甚至於，是否根本不承認有少數族群存在？

二、少數族群語言是否通行於國家文書、司法單位、或是一般公家機構？要有怎樣的資格？是否有區域性的限制？是透過憲法、立法、或行政命令來保障？

三、學校是否充分提供學習少數族群語言的機會？此外，一般科目是否用少數族群語言來教學？學習的時機是從國民教育、中學、還是大學開始？是全國性的、還是局部性的？是否非少數族群也有學習這些語言的機會？是否在學校以外，也有更大的學習環境？

四、學校的課本是否涵蓋少數族群的觀點？是限於少數族群自己、還是傳遞給所有人？是放在一般性的課本、還是擺在特別的教材裡頭？

五、政府是否允許少數族群成立自己的私立學校？政府是否願意加以補助？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的關係為何？父母是否有權決定將小孩送往何種學校？

六、公共媒體是否有少數族群的空間？是由政府提供、還是少數族群自己出資設立？是全國性的、還是區域性的？是多語的、還是單語的？少數族群對於社論、或是輿論版是否有主導權？

七、是否允許少數族群用自己的語言來命名？身分證件、或是其他證照是否可以用少數族群的語言來申請？公務人員是否被要求會使用少數族群語言？政府是否設立特別的單位來處理相關議題？

參、客家族群的認同

a：自認為是客家人、不會說客語、有客家血緣

b：自認為是客家人、會說客語、有客家血緣

c：不認為是客家人、會說客語（ψ）、有客家血緣

d：不認為是客家人、會說客語、沒有客家血緣

圖2：客家人的身分

在台灣的諸多族群現象中，客家議題大致以政治權力的分配、以及集體認同的維持為要。不過，到底客家人是誰？這牽涉到要成為客家身分的資格為何，也就是客家成員如何來辨識（或識別）的標準何在[19]。一般而言，一群人的族群認同不外建立於某些共同的客觀條件，不管是具體的血緣、語言、或宗教上的特徵，或是抽象的共同經驗、歷史、或是記憶；更重要的是，一個人的族群認同離不開集體認同，也就是說，這群人必須在主觀上有共同的認同感，覺得彼此福禍與共。

大體而言，語言是最為方便的族群區別標幟，譬如說台灣的四大族群，大致上可以說各自有特別的母語。外省族群的父母可能來自中國不同的省份，甚且可能非為漢人，但家中大概以北京話為通用語；鶴佬、客家族群或以鶴佬話、或是客家話為家庭用語，但也不盡然如此，尤其是都會區者為然；原住民各族也各自有母語，但流失的情況更嚴重。因此，語言並不是最有效的族群辨識方式。不過到目前為止，台灣的客家族群強調以語言來作認同的指標，傾向於以會不會說客家話來辨識一個人的客家「純度」。譬如說，前總統李登輝自許為客家人，卻因不諳客語，是否被接受為客家人？至若於那些世居彰化、雲林、嘉義、台南的「福佬客」[20]，也就是已被鶴佬人同化、沒學過客語的客家人，不論是在客觀上不知道、還是在主觀上不願意承認是客家人，是不是就因此失去客家的身分了？又如台北、台中、高雄的都會區客家人，儘管他們過去沒有機會、或缺乏學習客語的誘因，現在主觀上希望取得客家人認同，是不是會被接受呢？根據國際潮流，認同應該是由自我作認定，決定權在客家族群自己。

根據建構論的說法，集體認同概為建構出來的，尤其是菁英覺得族人在政治權力、經濟資源、或是社會地位上，遭到歧視、排斥、甚或打壓之際，因而以想像的歷史記憶、或共同經驗來作集體動員。果爾，客家人認同是人為打造出來的，要經過萌芽、成長、及成熟的階段。不論在中國廣東、或是台灣，客家人的認同是經過與他者的對照才成形的，不管是廣東人、還是鶴佬人[21]。台灣客家族群的集體認同，應該是早在清季開發時期與鶴佬人競爭資源，為保衛家園而凝聚而成，尤其是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以及分類械鬥，面對鶴佬人的壓力、歧視、排擠、以及資源上的競爭，「義民精神」就是台灣客家人意識的發軔。當六堆客家人為保鄉衛土而對日軍進行武力抗爭之際，台灣的客家人不再是這塊土地的「客」了；此後，現代化的台灣意識，儼然已經是客家人刻骨銘心的認同基礎。一直到自由化開始進行的1980年代，弱勢者以社會運動的面貌來呈現自己、挑戰國家的政治支配，客家人的族群運動便以弱勢者的方式作試金石。在這段時期，在野運動對國民黨的挑戰，往往帶有強烈的族群正義色彩，也就是要求台灣人當家做主、取代外省人壟斷的政經結構。由於「台灣人」的意涵有意無意中被解釋為鶴老人，客家人未免懷疑是否被排除在本土主人 (natives) 之外[22]，跨越全台灣的客家認同才明顯地凝聚起來。

儘管如此，集體認同也不能憑空杜撰，必得起碼建立在些許的客觀基礎，而如前所言，客家人的認同一向強調客家話。近年來，全球性的客家「離散」(diaspora)運動方興未艾[23]，卻仍停留在精英的參與，尚無法深入台灣客家人的民心，主要在這種超越國界 (cross-national) 的「泛客家」認同，尚難與民族國家 (nation-state)相庭抗禮，因為在當前的國際體系裡，每個人的認同，還是要有一個終將倦鳥歸巢的父祖之國。也就是說，台灣的客家人已把這裡當作是他們的國家；也因此，即使是台美人 (Taiwanese-American) 之間有客家人，這些離散的客家人，魂縈夢牽的母國已是台灣，其原鄉已是六堆、桃園、新竹、苗栗，甚或花蓮、台東了。

即使沒有台灣以及中國間的主權糾葛，也並非所有的客語使用者都具有共同的認同感，因為自從民族主義在十八世紀出現以來，離散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已有迥然不同的經歷，除了語言／文化以外，很難想像其集體認同如何凝聚／想像而成。同樣地，台灣的外省族群內部也有客家人，卻未能廣為本省籍的客家人所認同，因為彼此的歷史記憶不同：前者有中華民國肇建、對日抗戰、跟隨國民黨退走台灣的共同經驗；相較之下，後者雖然來自原鄉不同地方，分別聚居高屏六堆、桃竹苗、花東等地，卻有開疆闢土、閩客械鬥、馬關條約、太平洋戰爭等共同經驗。尤其是經過1980年代「客家運動」的洗禮，領導者揭櫫「新義民精神」、「新个客家人」，就是努力著去塑造「台灣客家人」的族群認同。目前，本省人中的的客家人，大致是舒坦地依違於客家人、以及本省人的認同，取得兩者的平衡。因此，台灣的客家人應該已是台灣人中的客家族群，即客家裔台灣人 (Hakka-Taiwanese)，而非客居台灣的客家人 (Taiwanese Hakka)。

肆、多元文化主義下的政策走向

國人對於族群議題一向諱醫忌疾、甚至於視而不見。在過去「國語」(北京話) 的支配下，再加上鶴佬族群在人數上的相對優勢，客家話在非客語區要注定淪為非通用語，除非政府主動推行多元官方語言、並且在義務教育中推行多語政策。如此一來，客家族群勢必要隨著語言的衰退而沒落，也難怪，近年來客家運動的訴求，最憂心的是文化及語言的傳承，也就是自我文化認同的定位。

社運界、以及族群生存發展的少數族群學界人士，長期以來對於少數族群語言的地位付出相當的關注。不過，教育部近年來所推動的「母語教學」，大致上仍然把客語得學習當作父母家庭的責任，吝於挹注國家資源，也就是以消極應付來取代過去的「獨尊國語」；在一般化「鄉土教學」的遮掩之下，客語雖然不再是被污名化的「方言」，還是被當作是點綴式的「鄉土語言[24]」。

如果依照目前聽任「自然發展」的語言政策趨勢來看，未來台灣的語言版圖將是三分天下的態勢（圖3）：在無限上綱的國際化要求下，英語再將來會在政治、經濟上扮演獨大的地位，特別是政府正在考慮將英語當作第二官方語言，甚至於有要求公務人員檢定英語程度，也有大學開始要求必須通過英語資格考才能畢業，更不用說從幼稚園到小學對英語無條件的接受。北京話將會有普通語言 (general language) 的地位，特別是在都會區、或是公家機關，因為歷史結構的支配性很難調整。　

鶴佬話將是民間多數通用的混合語言 (lingua franca)，理由很間單，因為鶴佬族群的人口最多，純粹就日常生活的經濟消費行為而言，以鶴佬話當媒介的商機自然最高，特別是點子媒體（包括有線／無線電視、以及廣播）。除非客家族群有意識地施加強力政治壓力，客家話才勉強有可能與其他三個優勢語言有起碼的立足點平等，別是在客家人自己的原鄉（桃竹苗、六堆）。至於原住民各族語的復育，原本就是治絲而棼，若要並駕齊驅，挑戰恐怕難於客語千百倍。

儘管如此，這樣的語言結構並非不可能扭轉，最困難的還是人心的改變。問題在於我們是否真正的服膺多元文化主義的精神，也就是說，不管族群人數多寡、實用性多少，每個語言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是國家的文化資產，應該都享有同等的地位。

短程而言，客語應該立即在公共領域取得平等的地位，也就是說，除了現有大眾運輸工具的播報外[25]，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場合[26]、以及前往公部門洽公，也多要求能讓少數族群的母語有自由使用的空間，因此，特別會強調公務人員使用多種語言的能力，進而要求符合起碼的語言檢定資格、甚至於積極以語言加給作正面的鼓勵。下面幾項是可以努力的目標：

一、新進公務人員經過考試、在訓練過程當中，除了共通語言（國語、北京話）應該增加其個人母語以外的其他族群語言；發聘任職以後，公務人員必須限期取得進階的語言檢定。

二、公務人員前往特定族群聚居的任職，必須在一定期限內取得該區多數人所使用母語的語言檢定。

三、在多元族群混居的地區，特別是都會區，公家機關必須能以各族群的母語來服務百姓，特別是擔任接待工作、或是服務台人員，必須有雙語、或是多語能力。為鼓勵公務人員取得語言檢定資格，政府或可積極採取語言加給。

四、公務人員如果是因為少數族群的身分獲得保障錄取，必須事先取得相當程度的語言檢定資格。

中程而言，除了要確保每個人使用自己母語的權利外，國家／政府還必須用心在教育、傳播媒體上推動各種母語的復育、以及學習。此外，要確保語言不誓就業歧視的一個藉口。我們以為，應該有制定『語言平等法』的必要性[27]，至少讓客語有平等的「官方語言」地位。

長期而言，客家族群除了有學習母語、以及使用自己的母語的自由，更應該有透過母語接受教育的權利；甚至於，其他族群應該也有充分學習客語的機會，包括在學校、或是社區。與其讓政客在選舉之際以客語討好客家族群，不如讓大家都有學習客語的空間，剩下來的，就看對方的誠意了。

回研究著作

附錄、『語言公平法』草案

語言使用：每個人有權選擇參與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或是宗教事務所使用的語言。

國家承認：國家必須容忍、了解、以及尊重語言的多樣性，它們都是台灣的文化資產，特別是少數族群的語言。

定義：國家語言包括北京話（華語）、客家話（客語）、鶴佬話（閩南話）、以及原住民族的各種語言。

權利保障：本法的條文不應限制少數族群、或是原住民族語言的進一步保障

反歧視：每個人有權在公開、還是私人場合使用自己的語言，不可因此遭到不公平的排斥、或是限制。

有關歧視語言、舉止的罰則，另外以法為之。

國家責任：國家在執行有關語言權的責任之際，必須考量各種語言發展的現況、必要性、需求、以及可行性。

命名：每個人有權使用自己的語言來命名，國家必須加以承認。

少數族群在其聚居的地方，有權以自己的族語來命名。

路標、或是公家機構的招牌，除了漢字以外，應該另外以各種國家語言的羅馬拼音標示。

司法權：每個人在法庭有權使用自己的語言，不可因此視為無效。

如果有必要進行傳譯、或是翻譯，不應由當事人承擔。

教育權：國家必須在各級學校提供適切的課程來教導國家語言。

國家必須教導與國家語言相關的歷史、文化。

如果有人願意學習其他族群的語言，國家必須提供適切的課程。

國家必須透過適切的課程來促進族群間的語言溝通。

各族群有權設立以自己族語為教學媒介的各級學校。施行細則另以法為之。

行政措施：每個人在與政府接洽之際，有權使用自己的語言，公家機構因地制宜，必須用相同的語言作答覆。

政府的政令宣導應以各種國家語言發布。

政府必須採取積極的措施，包括語言加給，鼓勵公務人員學習各種國家語言。

公共場合：大眾運輸、醫院、百貨公司、或是其他公共場合的廣播，必須以各種國家語言為之。

傳播：在法律範圍內，每個人有權使用自己的語言來文字出版、電影拍攝、設立廣播電台、電視台、或是其他各種形式的電子媒體。

國家應扶助各族群設立自己專屬的廣播、電視頻道。

除了公共頻道，全國性的廣播、電視頻道應有適當的少數族群時段；平面媒體應有少數族群版面。

語言復育：國家應積極對於少數族群、或是原住民族語言進行復育工作。

相關部會應整合資源，進行語言、及文化的復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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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nguapax.org/congres/packer. html)

[1]「歐洲鮮用語言協會」(European Lesser Used Languages Bureau) 前會長，愛爾蘭籍／裔。

[2] 見施正鋒 (2002、1999)。

[3] 在戰前，客家人及鶴佬人（福佬人、閩南人）的人口總數大致可以透過人口普查取得，也就是根據當時漢人的祖籍為廣東省或福建來區分。在日治時代

(1905-40)，曾經有幾次「戶口調查」及「國勢調查」；另外，在昭和元年

(1926)，有過「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如果扣掉原住民、以及日本人，客家人當時的人口在13.7-15.7%之間（連文希，1972：14-16；江運貴，1996:

276）。當外省人於戰後避秦台灣後，「福建 [省] 人＝鶴佬人，廣東 [省]

人＝客家人」的二分法就左支右絀了。在戰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裡，再度區隔台灣省籍漢人的祖籍，源自廣東的約佔15.05%，大致穩定。不過，誠如連文希（1972：19）所言，廣東省潮州、汕頭人士操閩南語、福建省汀州府則操客語，因此祖籍並非精確的族群歸屬的指標。日後的人口普查更難推斷客家人口，因為本省籍漢人未再以祖籍來分，一般同意15%是合理的估計。

[4] 不管是謀生、求職、或是受教育而言。

[5] 見Ó Murchú (2000: 85-86)、以及Packer (2002)。

[6] 見Hamel (1997)、Ó Riagáin (2000)、以及De Varennes (2001、1997、1996)。

[7] 包括拼音的標準化、創作、以及字典／辭典的編纂；我們可以通稱之為語言的現代化。

[8] 我們不願意用「多數族群」(majority group) 是因為，支配性族群的人數可能比較少，譬如過去南非的白人。

[9] 也就是「ethnic diversity」、以及「linguistic diversity」；

[10]

北愛爾蘭在1970、1990年代分別進行和解，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著重權力的分配，後者則兼顧語言的公平性、以及對於族群認同的尊重。自從北愛爾蘭、英國、以及愛爾蘭三方在1998年簽署『北愛爾蘭和平協定』(Northern

Ireland Peace Agreement 1998)

以來，除了設立相關的語言振復機構外，「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更是積極地在草擬中的『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

裡頭規劃「語言權條款」。參考Forced Migration Project (1997) 對於愛沙尼亞、以及拉脫維亞的考察。

[11] 在我們替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進行的「語言政策及制定『語言公平法』之研究」(2002)

中，其中的一項工作是將外國的相關法規譯介給國人，我們第一個想到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ESCO) 所屬的一個網站MOST (Managemen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譯為「社會改造管理」)

裡頭，有一部份就針對語言權作了相當周詳的蒐集，這本書大致是將這一部份譯介給國人。見http://www.

uneso.org/most/ln.htm。

[12] http://www.hrweb.org/lega/cpr.html。

[13] http://www.unhchr.ch/html/menu3/d_minori.ftm。

[14]

http://www.osce.org/docs/english/1990-1999/hd/cope90e.htm。OSCE的前身為CSCE。

[15] http://www.unesco.org/most/ln2po16.htm。

[16] http://www.unesco.org/most/ln2po17.htm。

[17] http://www.coe.fr/eng/legaltxt/148e.htm。

[18] http://www.troc/es/ciemen/mercator/altres-GB.HTM。

[19]

中國自來有籍貫之別，並沒有族群的區別；籍貫只是一種地域式的認同，再加上血緣關係籍貫並非單純的出生地認同，是來自於家庭（父親），而且並非經由個人的選擇。然而，客家人在中國並非侷限於單一省份而已；此外，並非所有的廣東住民都是客家人。羅肇錦

(1999)、認為，福建省漳州人並不一定都是鶴佬人。如果光以省籍來作族群認定的標準，台灣將只有本省人以及外省人的差別，客家族群同樣地會被虛無化。

[20] 根據莊華堂 (1999: 78) 的估計，台灣的鶴佬客至少有一百萬人。

[21] Leng (1997: 26, 44-45)

以為，客家人的認同是在遷徙的過程中與他族接觸時，才有集體的自覺性意識。譬如在明末時由梅縣到靠海的海豐、惠陽，面對當地人的敵視，經過競爭、動員、衝突的階段，才逐漸由客家「文化集團」(cultural group) 昇華為「客家族群」(ethnic group)；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只有客觀上的共同特徵，後者則已有主觀上的共同認同感。由此可見，客家認同是隨情境而高度變動而偶殊的 (contingent)，特別是遷徙過程、以及墾殖經驗所構成的情境 (context)。

[22]

其實，當台灣的客家人抱怨目前中央政府的五院院長沒有客家人、客籍部會首長過少之際，或可推定認同的原鄉概為台灣，而非遙遠的中國，更非虛無飄渺的客家國度。

[23]

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始於1971年，第十五屆大會於1999年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首次國際客家學研討會於1992年在香港舉行，第四屆於1998年舉行於台灣，第五屆同樣在1999年於馬來西亞舉行。見香港崇正總會出版的《崇正報導》57期

(1999/11/27)。

[24]

試想，由「女工」、「女作業員」、到「公主」，由「小弟」到「少爺」，由「番仔」到「原住民」，整體的社會提高了嗎？名稱改進只是必要的第一步而已，並非充分條件。

[25] 諸如媒體、醫院、或公家機構等場所。

[26] 譬如立法院可以考慮使用同步翻譯。

[27]

見附錄筆者所草擬『語言公平法』初稿。http://mail.tku.edu.tw/cfshih/ln/discuss.htm亦有相關討論區。

* 發表於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辦「2002全球客家文化會議──全球化、在地化與客家新世紀」，台北，國際會議中心，2002/

12/13-17。作者通訊：106臺北市郵政信箱26-447號；電子信箱ohio3106@ms8.hinet.net。

八字頭的論述，誰來書寫？

2005-02-02T06:12:00.000-08:00

黃培烽

明報2005-2-2

你是香港人嗎？這個切身的問題竟變得老掉牙。每隔一段時間，總有文化、學術論壇討論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總有文章要抒發香港情懷。在學院內，「身分認同」亦成為本地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

愈是辯論，愈是說明「身分認同」是思考香港的關鍵；愈是辯論，卻愈是證明不同的「論述」都有漏洞。每個人都趕說自己的「香港故事」，他們都在回憶由窮小子到成功人士的奮鬥歷程。但在1982年才madeinHongKong的我，他們的「香港故事」，似乎離我很遠很遠。板間房、「樓下閂水喉」無法令我產生共鳴。我甚至困惑，在香港出生成長的我，究竟能否算作地道的香港人。

早前，「世紀」版刊登了一篇由幾位八十年代出生的香港青年撰寫、題為《你是香港人嗎？》的文章。我想，我終於看到代表八字頭的香港故事了。但看了幾遍，沒有共鳴，令我無法不再問：我是香港人嗎？

不屬於八字頭的「香港論述」

事實上，我邊看文章邊點頭，我幾乎完全被他們的論點說服。

說得沒錯，「我們受過英國殖民教育的小恩小惠……深信考大學為人生目標；出生於後匱乏年代，我們略懂一些感性消費，知道大口仔和 Prada一樣矜貴，菠蘿油還是我們的集體回憶；與此同時，我們亦巧遇楊利偉與溫家寶的風采」。這類「香港故事」，像大學課程讀到的香港論述般，以政治、經濟及文化的角度分析香港人身分認同的複雜性。

抹去術語，他們的主要分析，認為香港因殖民統治而吸收現代文明，發展成全中國唯一的繁榮都市。香港與祖國在政治及經濟的差異，令香港人對中國人的身分反感 (儘管他們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十分認同 )。與此同時，普及文化混入生活及本地元素，將「香港夢」深深植入香港人的記憶中，構成了香港人身分認同的複雜圖案。

作者們說的就是主流香港論述，若我要完成一篇題為《香港人身分認同：殖民與後殖民的角力》的20萬字論文，我也會引梁款、呂大樂、周蕾等人的論述。我近乎被他們說服、近乎相信這就是代表我的香港論述。但我仍然禁不住要問：這些論述真的能詮釋八字頭的「香港故事」嗎？八十年代是充滿變化的十年，八字頭的「香港經驗」又是否這樣容易被書寫？

八字頭的「他」與「她」

每個十年，似乎都擁有一個形容詞：六十年代是「嬉皮士」，七十年代有「火紅的一代」。但我們如何形容八字頭呢？對八十年代出生、思想還未僵化的年輕人，他們有什麼共同的特質？「出生於後匱乏年代」是否就能代表八字頭呢？他認知香港的過程，是政治、經濟、父母還是電視機最具影響力？

如果「他」在1980年1 月1 日來到世上，他現在25歲。如果他沒有「浸鹹水」的機會，並中五輟學，那七、八年的工作經驗已磨平了他一半的稜角。亂衝亂撞以後，他體會到香港從來都是商家的天堂。如果他大學畢業，恰巧碰上經濟轉型，成為「畢業等於失業」的最佳例證，縱使他是家族內的「第一代大學生」。他不是在公屋玩丫叉長大，現在仍住在那水渠漏水、外牆石屎脫落的居屋，高達模型仍放在房間的最當眼位置。他記得九七回歸換國旗的歷史時刻，那時他第一次問自己是不是中國人，旅行應該用BNO 還是特區護照。雖然他對四大天王的金曲已滾瓜爛熟，但仍設法緊貼潮流的他，會反複練習《分身術》和《空中飛人》。他會唱《倆忘煙水裏》，只因這是母親的最愛。他已離開校園溫室，對世情了解卻未夠深。他參加七一遊行，同時認購「領匯」。他是八字頭的「最年老」代表，不是不想講自己的「香港故事」，但要唏噓嘆息，又或許太年輕了。

如果另一個「她」有幸趕上尾班車，在1989年12月31日出生，她現在只是個15歲的中學生，「入機舖」還會被查兒童身分證。她不知道什麼是「換衫公仔」，雖然她將自己變成「換衫公仔」。 Twins的歌就是她的人生寫照：友情是「共是一起拍住上揚威」，愛情是「無法一起對算愛過些人，借過你體溫練習擁吻」，學業是「臨別要在這間愉快的班房起舞」，人生就是「一開心唱飲歌，一傷心唱飲歌」。她認定自己是香港人，雖然她對六四事件毫無認識。她拒絕購買印有「 China」字樣的名牌風褸，雖然她同時對國家奧運代表劉翔暗裏迷。她是最年輕的八字頭代表，思考香港、反思身分認同，對二八年華的她，似乎太沉重了。

八字頭的「他」與「她」，擁有不同的香港經驗，他們的故事不容易說。

殖民地香港的「最後一代」八字頭還是有共同點的。他們都是殖民地香港的「最後一代」。

如果我們認同，七歲以前的記憶是模糊不清的話，那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八字頭，就是最後一批能記得殖民地時代生活的香港人---雖然他們當時年紀小，沒有真切體驗。八字頭也是最後一批受殖民地教育，被教化為認同香港、國際多於認同中國的香港人。在此以後的年輕人，他們知道的只是經淡化後的殖民歷史。

殖民地的教育制度，令八字頭只知道中國古代歷史，缺乏民族感情，亦不像「火紅的一代」般，擁有建設國家關心民族熱情。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1989年春夏間的「政治風波」，是構成香港人身分認同的重要日子，不少香港人還記得他們曾為前途期待過、擔憂過。但1984、1989，可能只是八字頭的「他」與「她」的出生年份。然而，大多數香港出生的八字頭，對中國傳統文化缺乏了解，並深信大陸人是「阿燦」。政治上，八字頭暫時難以接受「中國人」的身分。

八字頭確曾在殖民地時代成長，在各種「香港夢」故事的耳濡目染下，好些八字頭便眷戀殖民地時代，渴望香港重回「遍地黃金」的殖民地時代。1997年以前，這些八字頭，還只是十來歲的小子丫頭，沒有機會參與製造「香港夢」。八字頭體驗不到八、九十年代的經濟成果，甚至要承受經濟泡沫爆破的惡果。八字頭卻認定「香港夢」是在他們所屬時代發生的，回歸被他們歸咎為破壞繁榮穩定的主因。

但現實的八字頭也了解經濟機會就在神州大地，不得不背靠祖國。經濟衰退，令八字頭不能自豪地認為香港比內地好。中國，是破壞者，也是創富者。在這種複雜情緒下，八字頭既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不為「香港人」的身分驕傲。簡單「香港夢」論述，難以圓滿解釋八字頭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八字頭「回憶」普及文化

那麼，普及文化又能否解釋八字頭的香港經驗呢？

不錯，普及文化對八字頭影響尤深，但許冠傑不是他們的icon。梅艷芳、張國榮雖是八十年代的巨星，但他們是七字頭的偶像。不少八字頭在他們離世後才成為他們的fans，遺憾記不起他們當年的演出。

是的，我知道黃霑乃一代鬼才，兼備嶺南傳統文化及本地粗俗風格的他，對香港的普及文化和流行樂壇影響至巨；我亦知道《網中人》的「阿燦」成為內地人的代名詞。但這一切一切建構香港人身分認同的「集體回憶」，對八字頭只是「知識」而不是「回憶」。1982年出生的我，沒有在電視看到《網中人》的首播。

這些「回憶」離八字頭很近，但八字頭偏偏沒有經歷過。建構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普及文化，並沒有對八字頭產生作用。有些七十年代的普及文化，是有意識地建構或反映香港人身分認同，但八、九十年代的普及文化已轉化為商業導向的娛樂事業。四大天王會為回歸慶典演唱，偶然唱唱《中國人》，但更多的時間在唱《按摩女郎》。伴陪八字頭成長的主流普及文化，已很少有意識地反思香港問題、抒發香港情懷。不要忘記，達明一派只是另類樂隊呀！

八字頭延續「香港特質」

那麼，在「香港夢」做不成、政治受制於中央、普及文化缺乏反思的特區香港，「香港人」會消失嗎？或許有些香港人嫌普及文化低俗，但它在延續香港人身分認同上，可能擔當一個重要的位置。本地的普及文化固然絕不是香港的唯一特質，或有更多人相信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多元包容等等，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然而，當一國兩制下的政治以「一國」先行、「兩制」為後，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預已侵蝕這些源於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當政治上香港不能獨立於中國的發展，我們能否區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在於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之外？以往，香港人常以經濟來定義香港，但，當香港失去了她的經濟活力，「香港夢」再做不成、繁榮穩定不再的結果是：香港人不再為現時的香港自豪。當經濟、政治發展，香港都無法擺脫中國因素，「香港人」這個身分，會否被「中國人」或「中國香港人」這些身分所淹蓋呢？或者本土文化的不斷重塑、再造，就是保持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最佳方法。八字頭未嘗制水之苦、未住過唐樓板間房，不會了解《七十二家房客》的生活逼人。新一代的香港人，因為對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缺乏認識，令他們對中國難以認同。如果香港人不認識本土歷史、發展的過程，新生香港人如何會對「香港人」的身分產生認同呢？今天一些年輕人主動認識舊時代的「潮流」，是否代表他們對「香港人」身分的認同和追尋呢？重新整理普及文化、發展這些「香港故事」的必要元素，令它們成為八字頭、九字頭、零字頭所認同的「香港特質」，「香港人」的身分，將會傳承下去。

當有一日，新一代香港人，在重溫周星馳「無厘頭」對白時不明所以，無法明白許冠傑的吸引力時，或許便代表我們失去了香港人的其中一個重要特質。

要延續「香港故事」，年輕人就是傳承的關鍵。年輕人積極參與兩次七一遊行，除了因為反叛，是否跟他們的香港人身分認同有關呢？當七字頭已努力建設他們理想的香港時，八字頭又能否擔當延續「香港特質」的任務呢？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

騎劫民意引火自焚

2005-01-30T18:13:00.000-08:00

政府在一月二十三日公布了三個構思，填海興建中環灣仔繞道，用隧道、或地面、或天橋，把現正興建的中環路段連接東區走廊。公布「出街」後隨即引起爭議，看來有關部門又忙於「解畫」。似乎董政府真是萬事不如意，處處碰壁。

建路構思起爭端

　　這次公布的安排很特別，一是在星期天，政府通常不辦公，有關官員是相當勤力的。二是由共建維港委員會轄下的一個小組主席代政府公布，官員在場作支援，但沒有見記者。三是召開了一個持份者工作坊，隨即公布。持份者包括學者、專家、以及學會、社區、環保組織代表；給人的印象是經過專家評審才公布（《文匯報》就是如此報道）。這樣的安排，應該看到官員是勞心勞力、又不沾光、不領功。我們應為有這樣盡責的公務員而慶幸。為何又有爭端呢？相信官員是始料未及的。

　　現在的爭論在兩點，一是有關三個建路構思並未在共建維港委員會討論，二是當天的持份者工作坊參與者，並無如《文匯報》所報道，討論過這三個填海建路構思。這些人（包括筆者在內）感到被當局騎劫了。有人當然氣憤，認為當局有意布局，借共建維港委員會和持份者工作坊的名，給市民大眾一個印象，就是三個構思是得到廣泛認同的。有這樣被玩弄的感覺，當然是破口大罵，一拍兩散。不過，有些人對當局還是抱有一絲希望，試圖理解失誤的原因，保住這個得來不易的對話平台。

　　相信不善忘的人會記得去年鬧得滿城風雨的填維港官司。結果政府縮小了中環的填海範圍，不過還是可以建路。中環填海工程就馬上進行得如火如荼，直伸延至灣仔。與此同時，填海爭論並沒有停止，有保護海港協會、想創維港、保護維港行動等組織不斷向當局施壓。為了解決灣仔填海建路和日後填海爭議，當時的林鄭月娥常任秘書長決定建造一個對話平台，就是成立共建維港委員會，把所有持份者吸納，化解在體制外的爭端。

局署協調不足

　　今日林太已調任倫敦，是否後繼者要借故拆毀平台？但這個平台一直發揮了「滅聲」作用，從沒有為當局添煩添亂，有關官員不應這樣愚蠢。

　　導致這件不幸事件，理由只有一個，就是局署協調不足，署方對資料發放無政治敏感。今次構思的發布，是由土木拓展工程署負責，當日規劃地政局並無人在，筆者估計署方是按一貫指引行事。工程到了它們那裏，就全權執行，無需再煩局方，尤其是這個局並不是它的頂頭上司。土木拓展工程署的上司是環境運輸工務局。事實上，署方的行事方式和其他的工程並無分別，推出一些工程方案，進行公眾諮詢，是署方的職責，有何不妥？

　　明顯地，署方的思維和行事方式並無改變，加上局署無溝通，是「出事」原因。亡羊補牢，未為晚也，若當局還是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官民合作平台，兩個決策局和署應立即採取補救行動，即時收回構思，向所有感到被「騎劫」的持份者道歉，整理旗鼓，重新上路。我們和市民大眾一樣，期望多點詳和，少點無謂爭端。　　

中國政治再沒有英雄

2005-01-23T18:14:00.000-08:00

李少民
蘋果日報2005-1-24

中共最後的一位改革領袖趙紫陽逝世了，他的女兒王雁南說，「他今天早上平靜地離開了我們，他終於自由了」。「終於自由」這四個簡單的字不簡單，它凝聚了親人十五年的期盼與煎熬。這四個字，擲地有聲，驚天動地。只有終生囚徒，才會在死亡時獲得自由。而趙紫陽不僅不是終生囚徒，而且是中共改革領袖，他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時反對對學生開槍，遭到中共迫害和軟禁至死。

在地球的另一端，也有一位國家前領導人被軟禁，他是智利前總統皮諾切特。在皮諾切特之前，社會主義者阿連得統治智利，把經濟搞得一塌糊塗。皮諾切特用軍事政變在一九七三年推翻阿連得，實行資本主義。他啟用以主張自由市場聞名的「芝加哥學派」（包括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佛利民）為智利設計經濟復甦藍圖。在這一藍圖的指導下，智利經濟實現高增長、低通脹，成為拉美的新星。但是，在政治上，皮諾切特實行集權恐怖統治，暗殺反對派。

一九九○年皮諾切特同意下台，智利走向民主。皮諾切特為了使自己下台後，不會因其恐怖統治受到法律制裁，他把自己任命為終身參議員，享受刑事罪豁免特權。但是現在，智利的民主政治成熟，人民要求追究前統治者迫害無辜的罪責，智利法庭判定皮諾切特可以被起訴、並軟禁了他。

智利的社會發展進程，是從極左的社會主義轉變為極右的資本主義，再轉向民主自由的資本主義。極右的資本主義是指政治上極權統治、經濟上容許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在社會大轉型中，會產生英雄或梟雄。中國現在的發展，也是由毛澤東的極左社會主義轉變為鄧小平的極權資本主義（即極右資本主義）。一九八九年鄧小平下令「六四」開槍鎮壓學生，可以說是中國的皮諾切特。鄧小平和皮諾切特，都在本國引入了資本主義，都可算是一代政治精英，是英雄還是梟雄，則見仁見智。

皮諾切特被軟禁，原因是他實行集權恐怖、暗殺反對派，軟禁皮諾切特是民主的勝利，是民眾對獨裁者的懲罰；趙紫陽被軟禁，原因是他反對殺害學生，軟禁趙紫陽是獨裁統治的結果，是對保護人權和要求自由的人的懲罰。趙紫陽的遭遇說明，中國還是一個極權社會。

回首看，中國的領導人，有哪幾位在辭世時被老百姓懷念？最被老百姓懷念的，是胡耀邦和趙紫陽。他們是中共裏的英雄。至少是悲劇式的英雄。因為他們在一個極權獨裁的政黨裏推行民主、倡導自由。鄧小平也值得懷念，因為他領導中國走出毛的極左時代，但他鎮壓學生，可算是半個英雄、半個梟雄。毛澤東，則是個不折不扣的梟雄。老百姓對他痛恨和懼怕。毛死的時候，如暴君駕崩，老百姓額手稱慶。

中國現在的政體，已經形成了政治高壓經濟開放的極右模式。中共高官，輪流坐莊，不論誰在台上，只有兩大任務：一是維護中共一黨專政，二是盡量多撈多貪。中共現在在職和退休（或「退而不休」？）的領導人，像江澤民、胡錦濤，已經完全成為毫無理念、貪污腐敗的政客。他們深諳中國政治的骯髒，權術精通，同時知道必須在台上時撈足，並且要維護中共的絕對統治，保護自己的利益。有任何風險的政治改革，絕對不碰。他們絕對不可能成為英雄。他們膽小怕事，甚至連梟雄也當不上。

這類領導人如果去世，沒有老百姓會悼念他。當然，中國官方一定會為他舉行最高規格的國葬。中國官方和民間的好惡如天上地下，令人悲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隨最後一位改革領袖的辭世，中國政治已經進入了沒有英雄的時代。中國民主化的希望，不在中共黨內，而是在民間。

……………………………………………………

作者為美國Old Dominion大學管理學副教授

不知羞恥的沉默

2005-01-20T18:39:00.000-08:00

吳志森
蘋果日報200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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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去了，離開了他被軟禁十五年的富強胡同六號。女兒王雁南用手機短訊告訴親友：他最後獲得了自由了，說得何等酸楚。軟禁是非常殘酷的刑罰，坐牢還有個刑期，軟禁等於無期徒刑，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坐滿，目的在一分一分的消磨被囚者的意志，一點一點的宰割異見者的尊嚴。

新華社用了五十六個字宣布趙紫陽的死訊，人們注意到有「同志」兩個字。聞說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在趙紫陽彌留時曾到醫院探視，已退休的領導人田紀雲也曾在趙清醒時看望過他。趙紫陽在生時，還可以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與規定的人打打高爾夫球，女兒還可在外資公司擔任高級職務。

相對於劉少奇被殘酷迫害致死，兒女受到牽連，有人說，中共的政治鬥爭愈來愈「文明」了。一個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未經法庭正式審訊和判決就被非法囚禁，失去自由十五年，如果這算是「文明」，文明的定義需要改寫。

新華社發了趙紫陽的死訊，內地報章仍然沒有報道，互聯網上的論壇偶然出現一兩篇非常隱晦討論趙紫陽的貼子，暫時逃過了網絡警察的嚴密審查，但不一會，就給刪掉了。可見當權者仍然怕得要死，生怕人民討論趙紫陽，會引起要求平反六四的怒吼，動搖他們的權力。

香港和外國傳媒，不約而同地訪問了內地市民，問他們對趙紫陽的看法。四十過外的北京人，親歷六四的傷痛，對趙紫陽仍保留良好印象，他們毫不忌諱地談到，要給這位改革大將以公正的評價。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六四時只是個小孩，過去十五年，趙紫陽就像用粉筆寫在黑板上的幾個字，在課堂，在書本、在傳媒、在網絡都給刷得乾乾淨淨，不留痕，年輕人對趙紫陽沒有印象，對六四毫不認識，能怪他們嗎？只能說，中國的洗腦教育空前成功。但請記，一個忘記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一個刻意洗掉歷史的政權不會有好下場。

有深圳的聽眾打電話到電台，跟我討論趙紫陽，他們說在深圳聽到香港的電台節目，重要的資訊都來自香港。直至黃昏，內地傳媒仍是不發一言，聽眾用「不知羞恥的沉默」來形容這種情況。相對於內地傳媒的鴉雀無聲，香港傳媒仍然堅守崗位，用大篇幅的報道，評論和分析趙的功過，和去世後對中國政局的影響。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自由獨立傳媒的作用更為凸顯。最可憐的是香港幾份左派黨報，他們不能完全隱瞞趙去世的消息，只能用新華社五十六字的通稿，篇幅也小得幾乎看不見，像被閹掉的太監一樣，顯得陰陽怪氣。

資訊自由流通可以保存歷史的記憶，一位在香港生活，經歷過文革的聽眾說，趙的女兒一句「最後獲得了自由」，包含多少深意，使她激動得流下眼淚，憶起六四的傷痛和文革的回憶。一位六四時只有幾歲的中六學生來電說，她讀過六四和趙的歷史，認為應給趙紫陽公正的評價。

或許，趙紫陽自由的靈魂有天會來到香港，他會慶幸還好尚有一國兩制，中國的國土中還有自由獨立的傳媒，給這位改革開放的功臣一個公道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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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櫝無珠？

2005-01-20T18:19:00.000-08:00

樊婉貞
明報2005-01-21

董建華政府何須西九龍？若真要花費大量金錢建立西九遊樂園之前，更要利用那少許的八或十年前置準備期，好好放下資源於地方，讓地方主動推動文化且「不怕犯上」，逐漸建立起屬於自己文化的氛圍，當大部分民眾擁有對本土文化的認同感，方可更自信的去接納並學習外來文化的優點。

日前，董建華政府決定成立兩個專屬委員會，為香港的文化事業提供研究及推廣的資源，其中一項便是創意與文化工業委員會 (《明報》2005. 01. 12 )。雖然香港政府經由港英政府的管治，理所當然對於英國的議會政治、法治精神相當熟悉，且也管教出一群守法的香港居民。然而港英政府無意在香港培育本土文化、鼓勵人文，也確實種下百年來的禍根。九七年董建華政府開始鼓吹「創意工業」，效法創意工業先鋒---英國的發展模式，先後派遣多個政府機構及官員、顧問公司，從創業工業的定義、領域及未來訂立各種指標，亦對香港藝術人口做了廣泛的調查、統計，稱為藝文指標的研究，也紛紛於多個重要學術機構進行。

港式手筆忽然藝術

結論是香港被定義為創意工業的十一項產業，本地生產總值不足4 % ；香港藝術人口不足全港人口的15% ，喜歡藝術而會去觀看藝術節目的也僅有6 % (註1 )。於是，自1993年開始，各種專屬的委員會肩負推廣及資助文化的重任成立，大量的藝術資助集中由特定專屬的委員會支配，剛開始時，龐大的藝術資源使香港頓時成為全世界藝術資助比例居九的地區 (見香港藝術發展局研究部2000年7 月15日報告)，而政府由康文署分配於藝術團體演出及社區藝術教育的經費，更是掌控了幾乎90% 的社會資源。然而大部分藝術家開始倚賴政府資源，「看天食飯」、「有多少錢做多少事」、「有多少空間便做多大的作品」。創作藝術成為每季或每六個月定期要交的功課，視乎藝發局申請資助的期限而定；開辦個人展覽最重要先填寫一份資助申請書，文字及語言表達能力強的藝術家，屢屢成為每次資助的對象。另一方面，康文署以一個單一機構的力量，卻負有教育七百萬民眾的重任，一夫莫敵千軍，十數年來香港民眾的文化水平仍舊低落，然而最低落的恐怕是位於高層的行政管理人員。

《歌聲魅影》於九七年襲港，造成前所未有的高坐席率紀錄，連開75場直到香港的文化場地不敷使用，於是「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因應而生。董建華政府因此相信，唯有將香港搭建成一個國際性的

「文娛區」，提供亞洲地區大型百老匯劇目的演出及世界級博物館的展覽，才能使香港的文化提高、國際城市地位鞏固至「亞洲文化之都」。西九龍計劃引起地產商的「忽然藝術」，最為經典的莫過於兩大地產集團對於藝術推廣的兩極化表現：「活力星國際」 (新鴻基及新地 )追尋「魅」劇腳步，邀請畢加索「巡遊」至香港，造成一時新聞的空前熱潮，短短19天吸引了 200萬民眾前往，帶動國金廣場消費的數字狂升。相反地，另一個競爭招標的恒基地產「薈萃」主辦的「恒基美藝全接觸」卻主張草根主義，推貨櫃車、載由畫廊借來的水墨大家作品，如流動圖書館一樣推到偏遠的元朗、屯門展出，一天不出小貓兩三隻的觀眾，推動者卻如中魔咒般，相信這短短的五分鐘將改變人們的往後三十年 (《南華早報》2005. 01. 03 )。一個於國金廣場的資本主義心態，以及一個視屯門、元朗為文化重災區的社會主義農工心態，都是相信「五分鐘可以改變全世界」的忽然主義者。

一分鐘或是五分鐘，可以改變一個人對文化的接受度及心態，那香港可以一天變成巴黎，羅馬也可以一天建成啦！

氣血不調執行失誤

僅僅是對於藝術的推動及支持，香港已經做不到，還須花費大量金錢建設西九龍？於此舉出兩個實例，藝術地圖自資出版的第二份雜誌《amp ost》因為製作經費高昂，無法免費大量派發至地方圖書館，因此與圖書館中央採編組的人員洽商，欲使其購買放置在雜誌架上供公眾公開閱覽。第一個回應來自於圖書採編委員會：香港的民眾不喜歡藝術文化，所以這類雜誌不適合擺放在圖書館。藝術地圖質疑：委員會的人如何可以斷言「香港的民眾不喜歡藝術文化」，有任何數據統計或基本標準顯示，香港民眾在某一個低水平線裏，表達出不接受文化藝術的意願。(若是如此，香港政府花費大量資源在文化節目的推廣及資助，豈不是浪費公帑、違背民意？ )上層管理委員會因為本身「知識」不足，需要自行檢討外，豈可以獨斷剝奪民眾「知」的權利？最後，好心的行政人員願意轉達我們的意見給委員會。

第二次回應更是令人噴飯：委員會同意考慮僅以「捐贈」的方式接受此類文化藝術雜誌，且僅以大會堂、金鐘及中央等為三個接受捐贈的圖書館，因為其他地區民眾對於文化的知識水準不夠，不適宜擺放此類雜誌。藝術地圖上訴：民眾無法獲得正常文化及藝術教育的知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肯定是政府上層管理人員「意識形態」的誤導：首先，為何他們認為該偏遠地區的民眾有無法接受藝術的傾向；再者，為何又認為中環、金鐘的民眾比居住於粉嶺或是元朗的民眾，更有「資格」接受文化藝術的洗禮，因為教育水準？因為年齡及書籍閱讀的傾向？那我們更無法解釋，相對於物質生活及居住條件低過亞洲任何一個國家的印度，其哲學、電影、文學及藝術的表現都高於其他亞洲國家，其獨特及深度的文化普及傾向，是民族血液的不同，還是人們跳脫物質枷鎖後的另一個昇華？而香港一直受苦於物質魔咒的箝制，還一直居處在「第三世界狀態」的精神文明？政府多年來創造出「地產」主導經濟與「媒體」主導政治的風向，也表達了數十年來被殖民腐化的第三世界思想。

藝術地圖深深的憤怒，居然震動了委員會的神經 (或許永遠只有投訴有功，申訴無效 )，《ampost》最終獲得批准進駐35間主要的大型地區圖書館，包括粉嶺、元朗及其他中樞地區。

第二個實例由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前的一場公共藝術展覽開始。藝術地圖將於下月舉辦「樓上‧樓下---與香港對話」多媒體藝術展(註2 )，三組藝術家中的其中一件作品由獲粉嶺公共圖書館公共藝術比賽的得獎者--- ADO工作室所提供，兩位藝術家原想利用油麻地駿發花園百老匯電影中心的前地，設計一件與公眾互動的多媒體公共裝置作品，在不影響防火通道的建築條例下依據規則申請擺放作品一個月。經過與房屋協會駿發花園的行政人員長時間溝通，他們最終以以下原因拒絕這項提案：一、花園前地因不定期會有流動圖書館的專車來訪，「流動」專車移動不便，未免阻礙專車不適宜擺放這件作品一個月。二、房協是非政府的法定團體，但還是須以牟利為基礎，若需進行活動將以收費方式進行。三、雖然藝術地圖是非牟利藝術團體，我們只接受慈善團體的申請，因為上層不清楚非牟利組織的架構，我們解釋有困難。四、雖然我們知道活動將會使本社區民眾因參與而受益，但房協一向不以藝術文化為主，因為不懂藝術，我們對上層解釋有困難。

香港的民眾，你們不懂文化藝術不是你們的錯，當文化藝術有機會呈現在你們面前，且不需花費一分一毫，卻因為基層行政單位的無知及知識不足，導致「資訊被截取」、「知」的權利被剝奪；因為社會環境與教育環境的不足，致使文化的啟發找不到承接點，在僅能以「新聞效應」鼓吹的「即時性藝術」，僅能走馬看花，永遠只能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當新聞的效應退下，民眾也更無法獲得啟發甚至繼續吸收及學習。

千斤既無四兩更欠

董建華政府何須「西九龍」？若真要花費大量金錢建立西九遊樂園之前，更要利用那少許的八或十年前置準備期，好好放下資源於地方，讓地方主動推動文化且「不怕犯上」，逐漸建立起屬於自己文化的氛圍，當大部分民眾擁有對本土文化的認同感，方可更自信的去接納並學習外來文化的優點。文化需要長期耕耘、長期播種，它應像呼吸一樣，像澆花植草，像教育或政治於社會發展政策、國家立法條款、社區教育方針中被明確指出，並均衡的分配資源於地方。請注意！將藝術文化的資源，平均分配於「地方」非僅是「專屬於某些中央機構」的政務。

它須用四撥千斤的經營方式，規定地方以一個百分比的政策挪出固定資源，推廣藝術、推廣文化。這包括不僅是文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電影工業或其他稱之為「創意工業」的項目。挪出資源並非僅僅成立一個資助機構，而是訂立一個明確的文化政策，讓地方機構跟進並讓「所有」的管理階層「接受」、「認識」並「尊重」文化的重要性，進而「推動」並「支持」具有社會教育意義、對大眾生活素質提升有效的文化活動。「推動」並「支持」有時不僅不需花費一分錢，只是給予「方便」給文化創作者一個表現及接觸大眾的機會，「推動」更可僅以「協助」及「互惠互利」的基礎下，表達地方機構對當地民眾的服務盡心之餘，更藉活動的宣傳，將地方機構的正面宣傳政績大大推上一級，何樂而不為？

註1 同類調查於1993、1998年仍維持原數字，至2000年，觀賞藝術的人口劇增到33% ，訪問抽樣人口則從原先的1 萬1 千名減至1 千名，真實效應有待商榷。以上詳情參閱香港藝術發展局網頁：http: //www. hkadc. org. hk/chi註2 「樓上‧樓下---與香港對話」多媒體藝術展將於2 月4 日至3 月7 日於百老匯電影中心及Kubric書局進行。

太晚了，對不起！

2005-01-19T19:03:00.000-08:00

吾爾開希
蘋果日報2005-1-20

「同學們，我們來晚了，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十六年前的一個料峭春寒的夜晚，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在滿是靜坐絕食的大學生疲憊身影的天安門廣場，一個花白頭髮的人，滿臉誠懇，拿著擴音器，面對鏡頭，以濃重的河南口音說了這麼一番話。這個人，就是在被軟禁十五年多之後，於周一早晨辭世的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趙紫陽。他的死，為中共總書記從無善終的魔咒又加了一個新的註解。

我在那群學生中，是學生組織的主席。學運開始時，我是個大一學生，趙紫陽是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是垂簾聽政的太上皇鄧小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中國最高領袖，我們是對頭。

學生主張民主，痛恨腐敗，嚴討「官倒」，提出的訴求，衝著政府，當然也就是衝著最高領導人；而訴求內容中「官倒」名列前茅的正是趙紫陽的靠特權成為億萬富翁的兒子！我們的關係是對立而緊張的。

五月四日，我與十萬學生走上街頭，向世界光榮宣稱，我們是七十年前走在這裏的前輩的傳承者，我們將勇敢地繼續舉起前輩「民主、科學」旗幟，追求中國人民的自主權力；這一天，趙紫陽在公開場合提出，政府應該更開明，政府應該與學生對話。我們的聲音趙紫陽聽到之後作了善意的回應，極大地鼓舞了學生，極大地鼓舞了中國的民主運動。畢竟，自發的群眾運動得到最高領導人的善意回應，在中國歷史，並不多見。這一天起，趙紫陽不再是對頭，我們的關係不再緊張，趙紫陽在遙遠的高處回答了我們。

學生追求的民主，是把希望建立在中國共產黨內部能出現積極建設的力量，承擔起他們的歷史責任，把中國帶向自由民主，這個積極的建設的力量出現了，它叫作改革派，它的領導人就是趙紫陽！趙紫陽就是我們的希望！

然而，改革派，趙紫陽，並沒有承擔他們的歷史責任。他們躲在各種藉口──社會安定，黨內程序等──的後面，窺伺鄧小平的一舉一動，生怕天安門廣場驚天動地的怒吼，震掉了他們的烏紗帽。

等待沒有結果，希望變成失望，五月十九日，趙紫陽走到廣場，神情哀淒的說了那句為世界所矚目的「我們來晚了！」

我們絕食五天後，趙紫陽出現，說「我們來晚了！」我們深有同感，然而從後來的文獻中我們得知，那天下午在鄧小平家裏，一個小型會議或者說小小宮廷政變中，趙紫陽失去了權力。「我們來晚了！」後面跟的那句「太晚了！」才是那天要來表達的唯一本意啊！

不久後，政變得勢一方出動軍隊，血腥鎮壓我們，我們中有的家破人亡，有的背井離鄉。當時的改革派被逐出權力核心。而趙紫陽在血寫的現實面前，勇敢起來，拒不認錯，留住了尊嚴，失去了自由，從此軟禁十五年餘。

在這段時間，趙紫陽在想甚麼？在最後的日子裏，他在想甚麼？我猜，他還在玩味自己那句話，「我們來晚了，太晚了，對不起！」如果在歷史給了自己機會的時候抓住那機會，趙紫陽應該是蔣經國之後的蔣經國，葉利欽之前的葉利欽，趙紫陽應該是一個可以改寫一段極輝煌的歷史的人。

可是「太晚了，對不起！」

BT風暴

2005-01-17T19:08:00.000-08:00

馬傑偉
明報2005-1-18

BT又名「數碼風暴」，是影音產品的無政府借用系統。你有「種」，就可以把《功夫》化成數碼，與千萬里外的同道，點對點免費分享周星馳的心血作品。

香港竟是世界首個地區把BT道友起訴，的確神乎其技！然而，BT分享，可以有法律之外的奇特詮釋。

香港奇案，彷彿數碼神探深入網海，智勝BT盜版高人。但此一高科技擒拿，驚動網友大發議論：此乃盜竊乎？還是網上友情輸送？BT不涉及利潤，「種子」歌影視種子節目，散給陌生朋友，是網上無國界的兄弟，義氣仔女繞過正規發行，互享快、平、正的娛樂，是俠盜？是英雄？還是破壞經濟？

我認識 BT，不是從新聞，也不是憑BT實戰經驗，而是看了一篇還未出版的論文。作者研究亞太區「日本電視劇」的BT串燒，BT暴風之友遍及台灣、香港；近年泰國成為新中心。或可想像一下，BitTorrent，數碼如漩渦暗湧，在世界角落流動，網友如游擊隊，暗暗收放心頭所好。這種地下兵團，論文指，是開發另類消費空間！作者認為日本電視台的不友善發行政策，令世界日劇迷苦無追看渠道，而BT技術，可讓網友即時追看日本播出的每一集最新節目。論文描寫一個十分共產的圖景---那邊即時upload，世界另一邊義務加上中文字幕，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點落「種」，網友就可以一起串燒新潮……甚至說，此乃小人物打敗大發行商，是自生、機動的次文化！

法律面前，BT行為是盜竊；影迷網友之間，BT是「共產黨」；而實際上，不少BT友是分享電視劇集，很實用性地視之如錄影帶共享。然而，網友要了解，BT是一種寄生蟲式網絡，要先有節目，才可BT；而BT太甚，節目被吃壞，那是蛀蟲蛀死了大樹，亦會變成無柱可蛀！

地道當係寶功夫練得好

2005-01-16T08:25:00.000-08:00

吳俊雄
明報2005-1-16

2004 年 12 月，《功夫》上畫，打破香港電影票房所有紀錄。上星期三，特首施政報告出台，主張推動香港文化創意產業，並將電影業點名成當中的龍頭旗艦。此時此刻，向周星馳取經提問，意義重大。

地點是中環一幢古老平房的天台，四周是高樓大廈、不絕的車聲，和偶爾蝕骨的涼風。因為是周星馳，我做足準備，一早在桌上放了早一天才特別買下的錄音iPod和一大堆問題。不知是因為風實在太涼，還是星爺帶來的川貝枇杷露太過養眼，整個訪問沒有依計劃進行，糊塗地分成三個小節。

第一節星爺自發批判傳媒，內容一針見血，日後有機會在我的文化理論課再講，在此不贅。第二節我訪問星爺，由《功夫》的一招一式、講到港式創意產業的終極精神，和華人電影在全球化底下何去何從的大問題。第三節星爺訪問我，問談情說愛如何可以做到「虛無縹緲，又蕩氣迴腸」？

一個有心有腦的電影人

近兩小時的聚面過後，同行的編輯成功地取得了星爺的親筆簽名，我也成功地確認了兩件重要的事情：

(一)周星馳是一個有心有腦的電影人。想真正了解星爺的電影世界，不要問他《西遊記》是否代表後現代，大理論他自認不在行。也不要一本正經地問他特區政府究竟如何可以振興創意產業。(我們試過問他，他露出一個石堅式的悵惘表情，然後望我說：「不如你答」。)相反，問他如來神掌第二式和第八式有何不同，趙薇光頭前和光頭後的心情因何有異，他會舉一反三、如數碗碟。我對《功夫》提出不少批評，他明顯地全部想過，而且想得很多、很細、很入肉。我問世界電影市場霸道底下，如何可以堅持本土地道電影特色？他說堅持本土地道特色，「攬住這個寶」，就是打入世界電影市場最好的方法。三分精靈，七分確切，十分周星馳。

談創作，想得通的，他會雙掌齊發、繪形繪聲，想不通的，他會說「給我一點時間，過兩天通電話再答你。」田啟文說周星馳「自覺不是一個天才，需要時間去想事情」、「對自己及影片的要求是一種藝術家的『慢工出細貨』」，星爺說自己「每天都會遇到創作枯竭」，「有時候一個(笑話)也想不出來」，說電影「好玩」，正正因為它有這種「痛苦」與「挑戰」。訪問那天，望星爺，這種電影人的血肉心情，和本地創意產業自我更新的野蠻能量，活現眼前。

一個有情有趣的香港人

(二)周星馳是一個有情有趣的香港人。不少人說星爺真人很嚴肅，甚至有點害羞。這幾年跟他碰過幾次面，印象中他的確相當嚴肅，有時又實在幾害羞，但他更加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奇人：為人極度風趣、說話不依牌理、口味奇形怪狀(喜歡獨孤九劍和波板糖)、外表和思想同樣既善良又不。從許多方面看，周星馳是一個會行的香港文化地標。香港一代人最奇怪的特徵，他有，香港一代人少有的魅力，他超額擁有。訪問那天，望這個奇人，想起他由廟街陋巷奔向上海灘頭，再直衝哥倫比亞，並變成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生招牌的神奇旅程，我不禁會心微笑。活在香港，四周是高樓大廈，車聲不絕，偶爾還寒風蝕骨，能夠遇上星爺，真的不枉此行。

在以下的專訪，你會見到一個有心、有腦、有情、有趣的周星馳。《功夫》對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啟示，莫過於此。

(一)功夫是怎樣練成的？

吳：吳俊雄周：周星馳吳：《功夫》上映後評論很多，有批評指這戲不似周星馳的電影。他們說以前周星馳的故事性強，小人物性格很立體，無厘頭的笑話很厲害，但今次這些東西相對較弱。有一個內地網民說《功夫》特技太犀利，情節反而被壓下去，小人物的性格含糊，你是否同意？

無論觀眾如何評價我都同意

周：特技太犀利，都同意，特技都幾犀利的。小人物性格……基本上觀眾無論有什麼評價或者感想，我都是同意的。戲拍了出來，觀眾去看，就是觀眾話事，你只能做一個調校，有那些有用，我需要再改良，有那些是我要取捨的。吳：以前的戲你由頭帶到尾，場面很多細節，人物很立體，但在這戲，你12分鐘之後才出場，好多群戲，變成放在無賴星仔身上的戲相對短少，有人就批評主角由無賴變成好人的過程醞釀並不足夠。周：當然我拍時是覺得夠的，出來後如果有人覺得不夠，這個要跟進一下，希望下次連這方面都做好。你拍每套電影都有一些不同的東西想試，講明是群戲，相對來說你自己的戲就會少點，你就要貴精不貴多。當然有人覺得這不足夠，但以我現在的程度，我覺得OK。我覺得有些東西我已經鋪排了進去，但當然要觀眾覺得「是啊」才是……我自己好怕一件事：喂！不是啊！呢──記得起嗎？我在第32分鐘呢……喂，我那裏不是有個這樣的場面，我那裏的意思不就是什麼什麼來？這樣就死了，你要這樣每格告訴他，我這裏有個「啦」字，那裏又有個什麼東西，你都get不到……觀眾看不到，是你做得不夠，你再去告訴他是無用的。我只能說，這個要再研究，再跟進。

多看幾次《功夫》可能另有發現

吳：我明白你不喜歡「解畫」，但有兩點我想追問。第一是周星馳的角色由一個爛癱避世的人，忽然變得好有正義感，與梁小龍做一個那麼大犧牲的搏鬥，那個性格轉變從何而來？第二是主角最後彈上3萬英呎之後，忽然頓悟，然後一個如來神掌打下來那段，其實我小時也是功夫片迷，我常覺得一個普通人能夠變成一個厲害的功夫人，中間一定有一個過程，我覺得戲中對此缺乏交代。周：那無法不解釋一下了。我原本的想法，是那人正站在一個邊緣，他本身是一個好的底子，不過環境令他以為想走另一條路。由第一場開始他在掙扎，可見他根本不是一個壞人，他不斷在說「我不是個好人，我要如何如何」，但壞人怎會說這樣的對白？一個壞人，他怎會說「我要殺人，我要做壞人」。那一下他砰一聲打下去火雲邪神處，其實他是隨時都會這樣做的。他處在邊緣，站在鋼線上，就在等人推他一把……那誰去推他一把呢？就是那個女孩子，那女孩告訴他：喂，你忘了呀，你救過我。其實那真正的台詞是：喂，你忘了呀，你是好人來的，為什麼你打劫呀？於是他就好矛盾，之後隔了一兩場戲又去到最後那個轉捩點，先前推了他，是否就即是讓他明白：我明了，原來我是個好人？不是的，戲劇上不是這樣，要去到某個位，某個抉擇的位，一是這邊，一是那邊，他就回去自己所屬的地方，那一棍結果他打下去個壞人那裏。於是最後，我又在破廟roundup，元秋元華問點解你會突然間這樣？你還有什麼話說？然後他畫了一枝波板糖，其實這就等於告訴大家：其實我就是這樣。又是歸位的意思。

這些東西，我是第一次說出來，大家不明瞭，我認為是有技術上做得不好。不過，《西遊記》一開始上映時，人們沒有那麼瘋狂，後來多看幾次，呀！這個是這樣；再看，呀！那個是那樣。有時，我覺得《功夫》會不會有這個可能？多看兩次，你會覺得，咿──全部有齊喎。這個不出奇。

日度夜度都是幫其他人度

吳：這次你的確少了用對白，多用了波板糖。周：其實這個也是我想嘗試的。嘗試有時需要有膽量。那些人說：嘩，你差一句對白，為什麼不說出來？你說出來又無人話你，說出來是天公地道，為什麼不說？想試試，看又如何。那時我認為不應該說出來，譬如有些位，像波板糖，我想不到一句對白，我想了很久，呀，他應該說些什麼？說那個波板糖令我走回正義的路上，你怎樣說？未必沒有這樣一句對白，是我想不出吧。

關於收起星仔這一點，我不知是否因為導演的工作。其實我自己要求好高，作為一個導演，第一你要講整個故事，第二你要處理每一個演員的部分，你要他們每一個都特別一點。我記得拍《功夫》時，好多東西，日度夜度，大部分都是幫其他演員度的。以前自己拍戲，每一秒都在想自己跟那句可以怎樣，跟的動作可以怎樣，但現在大部分時間我都在想他要怎樣，我總覺得我自己「是但啦」，「得啦」。我自己都想再發揮得好一點，再勁點，再「出」一點，但有時顧此失彼。這個情 在每一天拍攝都是如此，我最留意的肯定不是自己，我最留意的一定有其他演員，即使在看熒幕，都是在講其他人，然後有個人來告訴我，「喂，你唔掂喎」，大家都ok了，但自己「唔係好掂」。

(二)如來神掌打出全球化

吳：這套戲有好多招式，如鐵線拳和如來神掌，全部都是我們小時候見過的東西。《功夫》成功的地方，是將這些模糊的印象變成一些我們看得見的東西。但是有關練功這件事我想追問一下。功夫片我覺得最緊要不是最後的輸贏，而是練功的過程。例如《少林三十六房》其實完全是講練功的。練功令一個人的性格改變，思想道行更上一層樓，片中見到的如來神掌是一個好超級的武功，但好像突然出現，是不是你想了3 日也想不到如何表達，因此放棄練功？周：其實不是想不到，是今次不想做練功。練功是功夫片必備的東西，我個人尤其有興趣，因為我都是練功的。我的經驗是，在電影中有一樣主力的東西做得出來，已經好難得，千萬不要想做兩樣，或者三樣，是不能的。其實我最想做是好多高手，有高手，又有高手，跟住再有高手，這臥虎藏龍的感覺。嘩！原來他又是，跟住有個再勁點又出來，這也是以前看功夫片自己很迷的。我想今次主力做這個，所有東西都神秘點，不是你看他苦練3 年有成。吳：這套戲拍了很久，你覺得最困難的部分在哪？

正正要選最地道的

周：最困難是你要決定做這些東西。首先我要決定拍功夫片，然後是什麼功夫片？裏面打什麼？是虎鶴雙形還是如來神掌？因為好不同，功夫範疇好廣，你要有實有虛，該如何處理？當我最後決定做如來神掌、獅吼功和六指琴魔時，都有好多不同的意見。你要告訴別人，為什麼我覺得是work的。我實情認為這些是我們香港好地道的文化。當然也有人認為是太地道了，除了香港，誰會明白什麼是如來神掌？但我正正要揀最地道的東西，將它做到適合其他地方的人的口味，因為其他地方的人，正正就要他未看過的、不知道的、聽也未聽過的。譬如你為外國人煮食，難道你煮漢堡包給他？你當然弄個燒賣、排骨叉燒飯加隻煎蛋---太陽蛋、雲吞麵、「有咁地道得咁地道」。我亦相信他一定喜歡這些，他無理由來到你處，食你的東西，無理由又想你做個漢堡包或煎件扒來食吧！

我一定要最地道的東西，但我要用最好的技術，將它做到最好的 quality，所以我一定用那些東西，包括音樂。有人會問，「唔係呀嘛？又如來神掌？」我就係，一定要係，無得唔係！你千萬不要功虧一簣，最後弄首貝多芬來襯如來神掌，這就「死畀你睇」！我的想法是：最地道的東西，是「寶」來的，好多都是「寶」來的，只是我們不當它是一回事，它就不是一回事，但你當它是一回事，其實它真的可以是「寶」。現在我們在所有的地方都破了華語片的紀錄，在經濟的角度看，其實我是做了很好的事，但沒有人意識到，可能大家只覺得我在香港自己跟自己鬥。當然我不會說電影是十全十美，不過要留意今次，雖然這個片叫《功夫》，但它是非常有香港色彩的東西，以往人們所謂不要太localise，說太過本地化，一定不成的。我覺得未必如此。我今次是掉轉來想，不localise的不用，暫時來說，so far so good。

(三)不懂創作的創意工業

吳：《功夫》是哥倫比亞投資的，規模很大，這令我想起過去幾年，香港電影市場萎縮，1993年有 200多部港產片，去年只得60多部，留下來的是《功夫》、《新警察故事》，沒有了以前的《小男人周記》和《逃學威龍》，有些人會擔心，香港電影，以前什麼都有，奇觀大片有，特色小品也有，但現在沒有。你看香港是否已不能再拍小本、本地的電影？

香港電影最缺乏大膽創新

周：那又不是。我認為電影是創意行先。大又好，小又好，都應該有它的市場。現在香港電影界的確有些欠缺，特別幕後人才很缺乏。香港電影從來有個風氣，就是缺乏大膽創新。拍電影有時不到創作人話事，是付鈔的話事，付鈔的本身不懂創作、不懂電影，但懂得計數，好多時看盤數話事，看 track record，「你不要同我講創作，我說這樣便這樣」。這本來無可厚非，但始終電影是創意工業。創意這兩個字是主力，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當你要將它變成一個倒模式流水作業的東西，那一定不會有好的結果。但這個要假以時日，要有一些好有遠見的老闆，其實我們以前有的，香港電影工業有個時期，鄒生、邵氏，他們年輕時香港電影都好蓬勃。吳：香港電影有趣的地方是八、九十年代市場表面風光，但背後有好多創作上的限制，現在《功夫》給我的想法是整體上市場機會少了很多，但真正有做創作的能力，或者制度對創作人的支援，可能比以前做得更好。《功夫》那種面向亞洲以至世界市場，向外集資、慢工出細貨的模式，是否正在體現甚至開創一個新的出路？周：這裏不能不講講我跟哥倫比亞之間的經驗。我剛才說在創作上的一些細節，比如我說要用如來神掌，要用鐵沙掌，我要用這件衫，這隻音樂，所有東西他們是支持的，好appreciate，會說「喂，好喎！」當然我相信我們同樣想再望遠點，想做些東西出來是 worldwide的。作為一個大的studio，他們固然想這樣，能夠跟他們有這樣愉快的合作，我認為是一件很好的事。有時不是說他是美國大公司就一定好，未必的，我認為最緊要開心，如果你不開心，大家想法不一樣，再大也無用……好多人覺得大公司會看住你， mon ( monitor) 住你，阻撓你，我自己的經驗並沒有。他們都是想做好件事，為什麼要阻你？有些東西，可能大家都是行家，都是創作人，一說出來便知這些是work的，這些是不work的，好容易解決到問題。我有事不明白我會問他，他又會回覆「咿，好喎」，「係高手來喎」。

(四)走向國際遇到高手

吳：即跟你接觸的不是行政人員，是創作組的人。周：這個是好重要的。大家對事，尊重創作，你是創作人，他亦有最好的創作人，去跟你一同做一件大家都想做好點的東西。我在香港，沒有這個經驗，就是尊重創作人，就是我剛才說的遠見。你想想電影是誰拍出來？最重要是什麼？最重要是識拍那個人，那個是「寶」來的，如果給我見到，我第一時間飛身過去「攬住佢」，不讓他走，要「餵」佢，希望大家可以好愉快，這個好緊要好緊要。這個就是我覺得大公司好的一面；壞的，暫時未見到。吳：在這方面，我覺得你都幾幸運，試看吳宇森、周潤發，他們去荷李活合作的經驗就不同，那種典型的大studio，好多東西你要控制budget，好多創作上的掣肘……周：控制budget是必要的。你做件產品出來，10元可做到，你次次要100元，是不合格的。

其實overbudget好容易，overbudget之嘛，你就係咁使囉，誰人都懂，但你要control到budget就好艱難，而且這是我們的專業，作為一個導演，應該在這方面做得好。吳：你覺得《功夫》這個合作模式是否可做到你期望那種「用更好，甚至外來的資金，去拍一些中國人喜歡看的電影」？周：第一是中國人喜歡看，第二是不是中國人也喜歡看。有些戲是外國人會比較易接受，但中國人覺得不過癮，我自己就覺得這些片沒有趣味。當然我想做，不代表我做得到，這個技術上都要好多調校。那個平衡有時總是順得哥情失嫂意。不過，一是不做，要做便要這樣做，想「普普通通啦，都是那些啦」，是浪費時間。吳：你有沒有看過張藝謀的《十面埋伏》和《英雄》？很多人都拿這兩套戲跟你的《功夫》比較，說大家都在做一個有中國文化特色，又有世界市場吸引力的東西。但有人批評《十面埋伏》是拍給西人看的，將一些表面上很中國的東西搞到很漂亮、很舞蹈化，但沒有地道質感。你自己看這兩套戲時怎麼想？周：《十面埋伏》我沒有看。《英雄》我看了，《英雄》我自己是喜歡的。當然在中國東方的原素、題材，給我做，我覺得還有很多可以發揮，但我覺得都算不錯。總之那時看完，行出戲院我朋友問我：得唔得呀？，我話「得！」，咁樣囉。

我是中國的靈魂從來都是

吳：有沒有看過《標殺令》？周：有。我看完之後朋友問我：得唔得？，我話「得！」，咁樣囉。他(泰倫天奴)是一個好喜歡香港電影的導演，當然他拍的是一個外國片，外國靈魂，但用中國的東西包裝。吳：我想你應該正由另一邊出發。周：我是中國的靈魂。哈哈哈。從來都是。

後記──由張徹到Matrix

訪問末段，我關掉iPod，星爺意猶未盡，問我要是再拍《功夫》，有什麼「需要留意」？我盡了功夫迷的責任，說想看多幾式有板有眼的如來神掌。星爺回應，逐式解構，如數家珍，讓我上了有關掌功和粵語長片寶貴的一課。我也盡了愛情專家的責任，挑剔了《功夫》那條愛情線不夠豐富。星爺解釋他原本拍了一段有關二人感情頗長的轉折戲，但因為「意識不好、教壞細路」，和「不夠蕩氣迴腸」，所以刪剪了，他說這些東西「很惡諗」，叫我「幫手想一下」。

訪問兩天之後，星爺來電，繼續討論。我說黃聖依的啞，跟豬籠城寨各高手的有口難言，和無賴星仔的佯狂大話，其實是不同形式的失語，他們之間其實有一條可以發揮的「感情線」。星爺說他有這個設計，但沒有刻意發揮，說這點「很好」，叮囑我「一定要寫」。

我再問先濤特技與袁和平武功其實如何結合？他說「先濤跟得很貼」，「袁和平導演做足100分」，他自己覺得最富挑戰性的部分，是如何將中國功夫片由傳統的硬橋硬馬，到超現實的飛天遁地，做一次服己服人的「巡禮」。他說「一端是張徹、另一端是Matrix」，如何漸進、不經意地展現這個功夫的流程，是「好困難好困難」的。他希望自己能夠做得到。

立足傳統，面向全球，奔往超現實。香港文化創意產業，做足工夫，再次起步。

什麼人答﹖周星馳

電影創作人，初出道時擔任兒童節目主持人，80 年代後期電視劇冒起，具漫畫感的演譯風格旋即引人注意，及後從影。 90 年他一年拍了 11 部電影，包括《望夫成龍》、《一本漫畫走天涯》、《賭聖》，漸漸奠定了他的反正統無厘頭作風。

他的舊作《少林足球》創下香港電影史上最高票房紀錄，收逾 6000 萬元，且更為他奪得香港電影金像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導演的殊榮。

近年香港電影低迷，他的作品卻逐漸在內地風行，更掀起一股周星馳熱，而新上映的《功夫》在全球公演，順理成章掀起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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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人問﹖吳俊雄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專研香港流行文化，定期在《信報》以筆名梁款發表專欄文章，寫及本土地道優質創作時，每每感動得輕則眼泛淚光，重則涕淚交流。過去曾兩次在港大主持由周星馳當嘉賓的研究會，面對面詳談，今次是第一次。

《功夫》呈現香港記憶

2005-01-16T08:14:00.000-08:00

明報2005-1-15

讀者中六生波斯小貓發來電郵，談她對香港文化的見解，提到「《功夫》類型的影片體會本地的創作文化，發揚香港的文化精神。」「香港人是有文化的。連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能力，別人又何看得起你呢！」不錯，《功夫》的叫好叫座，除了周星馳的品牌效應，更重要的是影片喚起港人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

法國學者阿伯克齊(Maurice Haibwachs)認為集體記憶是指一群人維持、發展和傳遞他們對「過去」經驗的共同印象的能力、過程和結果，憑藉團體成員中的個體(individuals as group members)在製造記憶，集體記憶是會在一個同質性團體中不斷發展的。《功夫》不只是對本地創作的肯定，更是對集體回憶的重塑與啟迪的最佳典範，與去年的《鬼馬狂想曲》、《麥兜菠蘿油王子》、《煎釀寶》」和《2046》等對比，超越以懷舊當作賣點的層次。

《功夫》呈現的主旨不離周星馳一貫的積極向上去追求理想，從《喜劇之王》的「臨記也是演員」，到《少林足球》的「沒有理想，人和鹹魚有什麼分別？」《功夫》裏的周星馳沒有身世來歷，甚至全片沒人呼喊過他的名字，就像在飾演百萬香港人當中的個體，品性善良，卻為世所迫，逐步放下原則，最終卻只有對理想的追求才能釋放真正的潛能，道出你和我的香港故事。

片首一個長鏡頭交代隱喻為政府的警察局，下屬大事不管，只管弱質女子在街吐痰，二流黑幫前來算帳，長官卻只有徬徨失措。接另一長鏡頭描繪豬籠城寨的街坊風情，人人刻苦工作，卻守望相助，是向楚原導演的《七十二家房客》這齣70年代的經典粵語片致敬，亦是把香港人的「不靠政府靠自已」作精妙寫照。

影片中橫行霸道的斧頭幫大哥，從沒耍沒半點功夫，卻能指指點點來欺世盜名。身懷絕學的高手卻只有「大隱於寨」，刻苦辛勤只求一刻平靜，這既是周星馳曾懷才不遇的記憶，更是香港紙醉金迷下的港人親身經歷。

當然，《功夫》裏的「十面埋伏」、「小刀會組曲」等粵語片配樂，元華、元秋等「老」演員再現銀幕，粵語片《如來神掌》、《六指琴魔》開啟的奇幻港式功夫，以至讓周星馳和啞女散發情素的波板糖，都一幕又一幕地衝擊我們的集體記憶，使《功夫》成為一齣地地道道屬於香港人的電影。

牛糞研究

2005-01-16T07:52:00.000-08:00

陶傑

蘋果日報2005-1-16

殖民地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回到香港，不客氣地評彈「施政報告」。顧汝德是彭定康的幕僚，低調而愛讀書，對中國的毛澤東思想認識很深，對殖民地土共的網絡瞭如指掌，英國間諜小說名家的幾本以香港為背景的小說，都曾經請顧汝德提供背景資料。這樣一位智者，中方和土共恨之入骨，自是理所當然。

這次，顧汝德又對董建華「施政」說三道四了。都等本地的中國喉舌大罵帝國主義分子顧汝德「干預香港內政」，但很奇怪，親中派卻默不作聲了。

也難怪。他們噴口水花歌頌了七年、象徵「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董建華，經中國的主人一頓訓罵，忽然從競「選」連任時自我吹噓「十大功勞」的英明領袖，淪為一個自認製造港人「痛苦和不安」、自認「進退失據」的大頭，保皇挺董分子初如一隻洩氣的皮球，繼而跟主人的臉色也爭向董建華扔泥巴了。深知中華民族面子性格心理的顧汝德，單挑土共這個尾巴翹不起來的時刻，理性而高貴地為「英國人做得到，中國人做不到」的危機細說從頭，可謂高手。

不是甚麼高深的道理，只是治理香港的常識：他教導董建華，不要提出假大空的支票，不要奢言甚麼「扶貧」，因為一定會以「派錢」告終。其語重心長的真摯，其菩薩心腸的憐憫，令人想起十九世紀末幾位英美傳教士在中國出版的一份叫《萬國公報》的雜誌：傳教士都精通中文，有儒家經典的訓練，但卻以鬼佬的身份，奉勸中國政府開辦書院，教中國人邏輯思考，改革科舉考試。但他們的努力都白費了，因為中國走上了一條極端民族主義之路，傳教士是帝國主義的先鋒，因此《萬國公報》說東，一聲「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的中國偏要幹西，自我催生了近百年的悲劇。

聰敏過人的彭定康在香港五年，早就了解中國這等「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農民邏輯。肥彭臨走故意忠告：香港是一輛精巧的勞斯萊斯汽車。現在，我們移交給你，你可千萬不要亂碰亂拆螺絲啊，不然就會禍事的呀。但中國不聽，硬要董建華來「改革」。因為仇恨彭定康，英國人說的話，通通從反面來收貨。英國人笑笑，故意指一堆牛糞說：這件東西，味道很臭的，你們千萬不要吃啊。結果七年來，中董卻偏要一哄而上把牛糞塞進嘴巴！

今天，顧汝德又對一堆疑似牛糞的物體訓話了。他又叫你不要碰牛糞了，安的甚麼心呢？其中必定有詐，不，他叫你別吃，味道一定好，來來來，大夥再哄搶吃一次吧。

恐懼民粹

2005-01-14T18:05:00.000-08:00

葉孤城

信報財經新聞2005-1-15

　民粹主義的危險，卡夫卡的一句話足以體現。這句話的大意是：拿破崙革命的洪水滔滔千里淹蓋一切，但等到洪水退去，卻發現留下的依然是官僚專制的污泥。這句話也適用於海嘯過後的南亞重建工作，可是由於人家屍骨未寒，大家淚水未乾，不好說，說了也是白說，且會白說到自己愈來愈黑罷！

　　怕是緣於自己在大學時期總算修過歷史和政治，以致硬是覺得由法國大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到頭來都是由「靈魂深處的革命」淪為「人性暗處的火拼」，「萬民翻身」變成「權力鬥爭」。後來，當我發現《百年孤寂》，如夢初醒。如今，每次看到那個段落，還是會忍不住掩卷沉思。那個段落說的是：奧雷良諾．布恩地亞上校自他的家鄉馬貢多起義，立誓解放全國。期間他捉到亦敵亦友並駐紮於馬貢多的蒙卡達將軍，且下令槍斃對方。雖然全村居民包括上校的母親烏蘇拉都說蒙卡達將軍是一個好人，烏蘇拉甚至說「他是咱們馬貢多有史以來最好的統治者」，但上校依然沒有收回成命。行刑前，將軍對上校說：「……我關心的，並不是你要槍斃我，因為歸根結柢，對於像我們這樣的人來說，這是自然的歸宿。我所關心的是，你如此憎惡軍人，跟他們打了這麼多的仗，對他們琢磨了這麼久，到頭來還是成了同他們一樣的人。人生中沒有比這更卑賤的理想了。」後來，他更下令槍斃童年摯友兼革命戰友赫里奈多．馬爾克斯上校。多麼的似曾相識！

　　於是想起大學時期誤闖學生會錯當小會長，成了社運中一個迷途小書僮，卻因而得以親歷「華叔」一錘定音的「家長風範」，「森哥」一言九鼎的「大佬本色」，「石哥」一石二鳥的「江湖手段」，等等。從此，我就對現實感到陌生，我就對理想感到無能，永遠成了局外人。

　　「我們說有路，不過是躊躇而已。」卡夫卡說。而我，會將躊躇改為遊行。

黑色玻璃罩

2005-01-13T17:14:00.000-08:00

龍應台
蘋果日報2005-1-14

在香港住得愈久，愈是能體會什麼叫做「有自由，但沒有民主」。

經濟上，香港的自由世界第一。自由港的傳統允許全面的貿易自由，進出口一般商品不收關稅。企業經營完全自主，市場自動調節供求，政府不加干涉。沒有外匯管制，外匯、黃金，在這裡自由地進進出出。金融市場完全開放，本地銀行和外國銀行平等競爭；只要合法開業，任何銀行可以在這裡從事任何境內境外的金融活動。

貨品、外匯、黃金以及人員的自由進出，造就了香港的繁榮。自由港的多元、開放，政府的「不干預」經濟政策，也使得外人對香港的「自由」印象深刻。自由，很理所當然地，就被解釋為：政府很小，民間很大。

帶著這種過度簡單的對「自由」的想像，來到香港，住下來，東看看，西看看；沒幾個月，大大吃了一驚。我看見的，卻是另一個香港：民間很小，政府很大。

譬如說，我看見一個地方叫「數碼港」，在港島美麗的海邊。名稱叫「數碼」，想必是個為發展數碼科技而開發的科學園區。但是與科技有關的辦公大樓只有一小塊，房地產建築卻是一大塊，而且地產買賣的廣告巨大無比，看房子的買客絡繹不絕，數碼大樓那兒卻空蕩蕩的，鳥兒飛到地面來搶啄掉下的麵包屑。怎麼回事？

香港人一臉的無可奈何，原來政府口口聲聲說這塊地大部分是科技用地，沒想到卻把大部分批給了一個特定商人，變成那個商人的昂貴地產。當然一切都看起來合法，我就笨笨地追問：奇怪啊，那麼記者怎麼不去做跟蹤調查報導？政府的監察系統為什麼不去查明責任？議員為什麼不去調出所有的財務報表，為什麼不要求檢閱所有的合約內容？你有太多團體可以監督政府啊。

每個香港人都給一個不同的答案，但是所有不同的答案其實最後又都匯到一個答案：要不到內部資料，政府不給就是不給。

我覺得納悶：哪有那麼強大的政府啊，又不是共產黨？

然後又發現九龍海邊有塊空地，「填海多出來的，」香港人說。四十公頃地，最燦爛的海景。政府已經決定要在那裡建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廳，然後用一個大得不能再大的棚子將全部罩起來。咦，我說，政府又怎麼知道香港需要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廳？政府又憑什麼敢決定建一個大到不知如何修理、不知要花多少錢維護的巨無霸大屋簷？政府怎麼知道那麼多，敢做那麼多啊？

香港人一臉的無可奈何，說，我也不知道。

然後就是馬英九事件了。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邀請馬英九來演講，港府發給他的兩個幕僚簽證，但是不給馬英九簽證，整個華人世界為之譁然。新聞事件通常只有一兩天的熱度，第三天就像髒的洗碗水一樣咕嚕旋轉著消失在水槽出口，但是馬英九的消息鬧到第八天，還繼續發酵。媒體對港府的抨擊持續猛烈。

同樣的事情在台灣，馬英九或陳水扁會被媒體「堵」到不行。人們會不斷地看見市長或總統在電視螢幕上，被成堆的麥克風粗魯地壓近臉龐，尷尬地或不情願地，被迫對媒體做出解釋，對人民做出親口的、不容閃避的「交代」。政府部門在議會或國會的壓力下，早就將通話記錄或者證件影本交出，供民意代表檢驗政府官員是否說謊。決策過程早就在媒體和議會的「審問」下，一個一個環節曝光。

但是在香港，到了第八天，所有的問題：究竟決策是誰在做，不發簽證的理由為何，決策過程是什麼，「一國兩制」怎麼「圓」這個事件，港台關係如何走下一步，已造成的傷害如何補救…政府到第八天仍不做任何解釋。董建華，沒有一次被記者「堵」到，沒有一次發言，沒有一個字的「交代」。整個社會，在猜測，猜測，猜測。沒有人敢去質問特首，特首也不覺任何壓力。好像有一個黑色的玻璃罩，牢牢地罩著政府，外面的人民墊起腳尖拼命想看見裡面，焦急而不安；裡面的官員就是不出來，安穩，傲慢，篤定。

於是我發現，自由與民主，差別就在這裡：沒有民主的自由，或許美好，但是政府賜予的，他可以給你，也可以不給你。

深水埗的哲人足迹

2005-01-12T06:42:00.000-08:00

吳志華
明報 2005-1-9

日本京都南禪寺附近的哲學之道，是當地著名的旅遊景點。這條由若王子橋到銀閣寺的小道，因日本著名的哲學大師西田幾多郎的足迹而聞名。筆者曾於初春櫻花盛開之時造訪，並仿效西田於小道漫步沉思，但卻悟不出什麼哲理，遂放棄了做哲學家的念頭。其實在香港的深水埗也有一條哲學之道，但由於未被旅發局推廣，故鮮為人知，讀者如對時代廣場、朗豪坊等熱門行街蒲點開始感到乏味，想找些新意思，可考慮到哲學之道一遊，追尋哲人的足迹

桂林街唐樓 ——新亞書院舊址

深水埗哲學之道的起點是桂林街與醫局街交界的一幢唐樓，是五十年代初一群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居住和講學的地方，他們包括錢穆、唐君毅等人，是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學術界享負盛名。這批新儒家哲人繼承宋明儒學修己安人、內聖外王的傳統，並以現代哲學的觀點重新詮釋中國哲學。面對三十年代全盤西化論的挑戰，新儒家學者主張重新認識中國歷史文化的價值，並重建中國人文精神和倫理道德傳統。1949年下旬，錢、唐二人以流亡學人的身分抵港，在深水埗貧民區定居，以桂林街61至65號為校址，與經濟學者張丕介一起創辦了新亞書院，希望在香港弘揚他們人文教育的理想。哲人在深水埗生活了6年，桂林街、醫局街、南昌街、北河街和欽州街一帶都留有他們的足迹。

桂林街新亞書院舊址是一幢落成於1949年的唐樓。當年錢、唐、張三人窮困不堪，得到商人王岳峯的支持，才租下這幢住宅的3、4樓作校舍。全校50多名師生就擠在這不足1,800呎，設備簡陋的校舍中上課，錢、唐、張三位教授亦居住於學校內。當時的新亞是全香港最窮的大專院校：「校舍交不出房租、教授拿不出薪水、學生繳不出學費」(錢穆《新亞遺鐸》)。學生大部分是來自調景嶺的流亡學生，身無分文，晚間露宿於學校的天台或樓梯間。新亞哲人經常要四出勸捐借貸，以維持學校的運作。但他們卻窮得快樂，仍一直堅持艱險奮進、困乏多情的教育理想，以及復興中國文化的使命。

三大古廟—— 新亞哲人活教材

1956年新亞書院得到美國雅禮協會的資助，遷到農圃道新校舍後，這幢唐樓又重作民居。哲人的故居今天看來有些破舊，但樓宇結構倒還結實，應可再支撐十年八載，等候發展商或市建局來拆卸重建。由於校舍舊址已作民居，不對外開放，讀者若想一睹哲人故居的現貌，唯一的途徑就是光顧桂林街61號三樓的孫業科中醫館了。

哲人故居對面有一座天后廟(醫局街182號)，與新亞師生為鄰。此廟宇是深水埗漁民在1901年興建，是區內三大古廟之一，恭奉天后、觀音、包公、關帝、太歲和朱立大仙等諸神。其他兩間區內古廟分別是位於海壇街156號的武帝廟(重修於1891年)和汝州街196號的三太子宮和北帝宮(建於1898年)。新亞哲人雖與廟宇為鄰，但應從未入內參拜，但這座天后廟與其恭奉的諸神卻是哲人課堂上討論宗教和哲學問題的活教材。新儒家哲人崇尚人文主義精神，不信鬼神，只信自己。他們認為人類的歷史文化不是由物質環境或上帝諸神所決定，而是取決於人的覺性、理性、仁性與善性。

沿醫局街向東行至170號，讀者可見到一幢三層高的白色騎樓。騎樓(shophouse)是20世紀初香港流行的敞廊式(arcade)商住混合建築物，一般樓高3至5層，2樓以上建有陽台，其支柱立於行人道上，形成可為行人避雨遮蔭的游廊。騎樓一般為華人所居住，下舖上居，建築風格糅合中西，廣佈於20 世紀初的東南亞商埠，如香港、澳門、廣州、新加坡、檳城等地。深水埗本是一條小漁村，20世紀初才被開山填海，發展成一個新市鎮，20年間整個深水埗都興建了這類騎樓。戰後由於大量內地移民湧入，主要聚居於油麻地和深水埗一帶，這些騎樓不敷應用。1955年政府修訂了屋宇條例，容許新建樓宇高度可高逾80英呎，以容納更多的居民，這些騎樓便不斷被拆卸重建，至今深水埗區剩餘的騎樓已為數不多。醫局街是深水埗的老街，二、三十年代整條街都建成了三、四層的騎樓，但如今只僅存170號這一間。騎樓地下現為一間名為「一平鋁質相架」的店舖，已經營了20多年。樓上兩層為住宅，分租予不同的租戶。

再向東行不遠至醫局街137號，便抵達深水埔公立醫局。醫局原位於天后廟旁，建成於1911年，醫局街因其而命名。後來由於深水埗人口急升，醫局不敷應用，遂在1930年於現址重建，並得富商黃耀東出資支持。醫局一直為深水埗坊眾提供廉價的醫療服務，尤其在50年代初，大批新移民定居於深水埗，肺癆病流行，該醫局救治了不少病人。醫局日間為診所，晚間則為深水埗街坊會所用，是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社區中心。這座醫局建築設計饒有特色，屬香港罕見的現代裝飾派藝術(ArtDeco)建築風格。醫局離新亞書院不遠，哲人生病之時，也許曾在這裏求醫。

當舖押業—— 窮人周轉方便

從醫局街轉入南昌街，行至117號至125號，可見五幢相連的騎樓，是區內罕有的騎樓建築群。最高者為117號樓高五層的當舖，建成於二十年代，初名同安大押，至50年代初改名南昌押至今。119號至125號均為三層高的騎樓，建於30年代。125號地下原為德興茶樓，開業於50年代初，但已於2002年結業，只剩下大招牌未拆掉。

南昌(同安)押與附近的恒貞大押(北河街141號)和成豐押舊址(北河街58號)都曾是區內有名的當舖。在50年代經濟匱乏的社會，典當業為普羅大眾提供財務周轉的方便，是當時不可或缺的民生商業。新亞哲人屬貧苦階層，有否曾為籌備校舍租金而光顧這些當舖，則不可得知。

在北河街、汝州街、欽州街一帶，仍保存了一些為數不多的戰前騎樓，包括北河街181號的統一大藥房，汝州街269號的裕棧雜貨店，和欽州街51號的嶺南洋服，它們都是五、六十年代區內著名的店舖，但均已結業。這些騎樓建築反映50年代深水埗普羅大眾的生活面貌。地下商舖與樓上民居混成一體，騎樓下的游廊為坊眾提供休憩和社交的公共空間，人際關係是密切的，社區是凝聚的，很能體現出新亞哲人所崇尚的人文精神。

由北河街、欽州街北行至大埔道，可見到香港首個公共屋邨──石硤尾徙置區。1953年聖誕日石硤尾大火，二千多間木屋被焚毁，五萬多人無家可歸。政府花了不足一年的時間，便興建了首批徙置大廈，以安置災民，也開始了香港的公屋發展史。最早期的徙置大廈大部分已被拆卸重建，僅存美荷樓等幾幢。徙置區落成之日，新亞書院還未遷到農圃道新校，師生們應能親睹此香港房屋史的盛事。

深水埗警署——當年九龍最大

讀者如有時間，可順道到欽州街37號的深水埗警署參觀。警署建成於1925年，是當時九龍區最具規模的警署，其管轄範圍更遠至荃灣區。50年代初深水埗人口驟增，警署的工作尤為繁重。1956年雙十暴動期間，警署曾被暴徒包圍，後來警方施放催淚彈才解圍。新亞書院因與警署為鄰，多少也受到關照，故6年間從未受過匪幫或黑社會的滋擾。

深水埗的哲學之道沒有京都的古雅、清幽和寧靜，反而有點兒破落、凌亂和喧鬧，予人截然不同的感覺。西田幾多郎生於日本的盛世，43歲(1913年)就當上京都大學的教授，地位尊崇，生活無憂，可了無牽掛地在小道漫步，參透人生和宇宙的哲理。錢穆和唐君毅卻生於國家危難之時。面對民族文化的花果飄零，他們選擇了當一個為生民立命的入世哲學家，將人生哲理與國家民族的前途緊扣在一起。其實錢、唐二人可以有另類生活的選擇，或可到台灣當大學教授，過着舒適的學院生活。1950年冬天，錢穆曾赴台為新亞書院籌募經費，獲得蔣介石的禮遇，並一起共晉午飯，軍政界要人包括陳儀、蔣經國、孫立人等，也分別設宴款待，可見錢穆崇高的地位。但哲人卻放棄了安逸，選擇了貧民聚居的深水埗，將他們的理想和使命在香港植根。

在70年代以前，香港的社會仍未富起來，普羅大眾的生活僅可餬口。但香港人的拼搏與奮發，卻扭轉了窮困的命運，締造了今日的繁榮。今天，我們在熱烈討論「中環價值」之時，也許應回望歷史，看看哲人在50多年前為我們所栽種的文化理想與道德生命的種子。

大家有空不妨到哲學之道走一走，想一想。

新左翼vs大右派香港意識新變局

2005-01-11T18:55:00.000-08:00

馬傑偉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2005年元旦，香港出現新版本的左右之爭。冒升的新一輪政治對立，以頗為詭異的面目出現。追求自由經濟的大右派，與扶助草根的新左派，出現近乎攤牌的「踩場式」對抗。

尋找右中有左的變局

元旦遊行的「斬黑手」行動，查實是香港主流市場意識的激烈版本---追求私產利益、肯定個人創富權利、痛恨「破壞」自由經濟的「黑手」……這是港人耳熟能詳的「常識」。今次遊行之所以不同，是一向自求多福的「經濟人」，為捍衛自由市場而作出上街的政治行動。意識上的大右派，由金融股票經紀的界別為核心，結合不滿「政客亂港」的小投資者與中產客，將市場經濟的信念落實為政治示態。而事實上，香港的主流價值是右傾的，上至官商、下至小股民，都相信「唔可以阻人發達」的道理。

香港賴以發的核心價值，是「英雄不問出處」、「刀仔鋸大樹」、「小子變大亨」、「努力就可以發財」、「想要脫貧就要發奮」……，這些所謂拚搏精神、自由競爭、以市場價值定奪，一直以來都是香港精神的骨幹，也是思想系譜上的大右派。詹培忠只不過是把既存的右傾思想串連而成具體行動。

這種初級資本主義價值觀，結合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社會現實，可謂順水行舟無往而不利。當年社會結構性開放，跨階級的流動相對容易，發達致富不是妄想，亦成為不少港人的信仰。

問題是香港社會發展至今，社會的複雜性已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初階---貧富的階級矛盾、官商的嚴重傾斜、貧窮的跨代「遺傳」，都要求香港尋找一個「右」中有「左」的變局。

近年因為經濟轉型，勞動人口難以找一個發奮討生活的平台。眼看有錢人不單享有經濟利益，同時也分享政治權力，就算自己願意努力拚搏也苦無用武之地，看見別人的子女天天寬頻學習，自己的子女卻屈在天水圍連參加課外活動的路費也沒有，仇商恨富之心油然而生，矛盾分化的情緒與時俱增，達官貴人稍有刺耳言行，草根貧弱就破口大罵「奸商無良」。

今日左傾呼應昔日左仔

社會結構轉向階級極化的危機，但香港領袖仍然信奉二十年前的市場神話。高官首富，不少是十分僵化的老式右派。例如唐英年---他說「只要香港人勤奮，一定會成功」。但不少草根階層「做生做死」也過不了活，更不要奢望子女靠「高投資」的教育脫貧。官商不單沒有調節社會分化，反而經常帶頭加深階級仇恨。

香港社會需要改革，需要基本福利安全網，同時需要「嚴打」濫用綜援，更要有效作出資源再分配，讓勤奮的下一代可以力爭上游，不會因貧窮而失去上進的機會。左翼思想對右傾社會的修正，是注入一些脫貧扶弱、反寡頭壟斷的機制，並不一定是搞福利社會，更不是搞階級革命。可惜的是，香港的左翼思想，近半年單一化地以大班和長毛的冒進形象出現，徒增左右對立，無助化解矛盾。

我半年前訪問過長毛，問他近年有沒有讀理論書，他說他讀原著，近年沒有跟進新理論。他所信仰的，是古老的左派經典，是火紅年代也是過時的鬥爭思想，個人覺得，長毛的那一套，作為建制外的批判聲音可以，作為建制內的改革指南，就難以激起良性互動。而鄭經翰的毛澤東語錄，以及他年輕時代在加拿大為民請命的左傾思想，混雜他本人的財經投資背景，本可以「右」中求「左」，在香港的政治空間中發揮調節角色，但他的豐富感情 (或情緒 )以及「輿論大哥」的心結，往往一句「官商勾結厚顏無恥」就總結了複雜的社會分化。他們的冒升，反而加深港人誤解，以為「思想左派就是破壞王」。歷史的諷刺是，今天的左傾分子，竟與港英時代的「左仔」遙相呼應。「左」的改革動力隱沒在「破壞分子」的形象之下。

摸索左右互動的路線

在香港，「左」是色彩濃厚、意識矛盾、變幻莫測的稱謂。港英時代，殖民政府以「左派」統稱親中人士，有「搞事」、「極端」的貶意；而坊間流行的「左仔」稱呼，意指極端的政治狂熱分子。

但九七回歸之後，那個戴黑膠眼鏡、穿白恤衫的「左仔」形象，已漸漸被港人淡忘。「親中」就是「左派」的講法近年已脫離現實。一來「左仔」已沒有港英打壓，二來「親中」已經走資走出一種右傾形態。不少親中議員、親中商人，現在是全情擁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界的「左」，其實已是名「左」實「右」。就算說「反左」，也是反對盲目依從共產政權，與所謂姓資姓社的意識矛盾無關。

然而，當左仔淡出，思想界的「左翼」又冒出頭來，以「反官商勾結」之名開始逐漸取得部分港人認同。短髮左仔，已被長毛+ 哲古華拉的浪漫、不羈、搗亂形象所取代。擺在香港人面前的「左翼」，往往激化大右派的反撲，無助「左」、「右」修正的溝通。

全球思想界的「左翼」，近年已經出現翻天覆地的多元化，並不是香港流行印象的「左仔」、「左派」、「左傾」可以概括，亦非什麼「福利主義」、「打倒資本家」那種貧乏的形象可以包羅。

香港的「大右派」需要與時並進，看出市場經濟也有盲點，了解到貧富懸殊最終激發社會動盪；香港的「大左派」亦需與時並進，明白資本主義也能解放人的上進潛能。放棄攤牌、「踩場」，或許更能催生一個更有人性的香港。民建聯與民主黨的迫切任務，是搞好思想工作，在香港左右為難的十字路口，摸索一條「左」、「右」互動的政治路線，否則將愧對香港當下意識轉型的歷史時刻。

領匯批租契超2047 違基本法

2005-01-11T18:24:00.000-08:00

鄭國杰　香港執業律師、北京大學憲法學博士香港經濟日報2005-01-11　　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領匯基金」）的上市，因兩名公屋居民以房委會越權為由入稟法院，房委會未能在上市最後限期前清除所有訴訟風險，而於12月19日正式宣布擱置。　　在整個上市安排中，領匯基金收購房委會180項物業，組成物業投資組合。據收購協議，於全球發售完成後，領匯基金將以全球發售集資款項共323.44億港元，向房委會收購該物業投資組合。資產恐變相轉海外公司　　為收購安排，房委會新開設有四間公司：（一）在香港註冊，股本為1港元的領匯財務有限公司（「領匯財務」），（二）在開曼群島註冊，股本為1美元的領匯控股有限公司（「領匯控股」），（三）在香港註冊，股本為500萬港元的領匯管理有限公司（「領匯管理」），（四）在開曼群島註冊，股本為1美元的領匯物業有限公司（「領匯物業」）。現時，房委會擁有領匯控股、領匯管理及領匯物業之全部已發行股本，領匯控股則擁有領匯財務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據收購安排，於全球發售完成後，領匯控股及領匯管理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即以信託方式，由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之全資附屬而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匯豐信託擁有，並為領匯基金單位持有人之利益而持有。信託契約是由領匯管理及匯豐信託於去年11月18日所訂立。　　領匯管理負責為領匯基金單位持有人之利益而管理領匯基金的資產。領匯控股將成為領匯物業及領匯財務之控股公司，基於有關物業協議的安排，在開曼群島註冊的領匯物業，將繼而成為該等物業組合之法定及實益業權的擁有人。　　按照上述的安排，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涉及將政府的資產變相外流或變相轉移到一間獨立的海外公司，使該公司變相成為全港最大零售物業組合的單一擁有人，誰能掌控該公司，誰將可掌控主要的零售市場渠道，這樣的情況很值得深思。 50年不變港府權力有時限　　根據有關物業協議，領匯基金所收購的物業可分為兩組：（一）86項物業是房委會根據現有政府租契而持有的；（二） 94項物業是房委會根據房屋條例第5條發出之歸屬令，獲授予該等物業之控制及管理權，這94項物業並沒有政府租契，全部均由特區政府完全擁有。　　於去年11月18日，特區政府與房委會簽訂一項協議，特區政府同意向房委會批出上述94項物業所處公共屋邨之租契，該等政府租契之年期，由租契批出之日起計，固定為五十年（無續約權），並於同日撤回先前發出之任何歸屬令。　　根據《基本法》第5條的規定，「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明確說明《基本法》的時間效力是五十年。由於港府的權力是《基本法》授予的，其批出的土地租期不得超過2047年，租期超越2047年的批出土地均不符合《基本法》規定。　　根據《基本法》第7條的規定，「香港特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又根據《基本法》第123條的規定，「香港特區成立以後滿期而沒有續期權利的土地契約，由香港特區自行制定法律和政策處理」。若再上市須查找不足　　基於上述的有關規定，如特區政府批出的土地不超越《基本法》的時間效力（即2047年），香港特區政府可自行決定是否批出或續期該土地，甚至可規限批出或續期的時間，這完全是屬於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範圍的事務。但是，如批出的土地是超出《基本法》的時間效力的，則肯定是屬於中央和特區關係的問題，因香港特區境內的所有土地和自然資源，全部均屬國家所有。　　由此可知，領匯信託基金的安排有不符合《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若再次上市，必須認真考慮安排。真的希望香港特區政府能認真做到「總結經驗、查找不足」，具體落實「以民為本、依法施政」的理念。

寓意複雜的中產階級

2005-01-05T21:38:00.000-08:00

潘潔信報2005-1-6

　　二○○四年歲末發生的南亞海嘯，從某種意義上幫了特區政府一把。各種機構組織的元旦遊行，本來可能醞釀一場衝突。一方面有泛民主派組織的遊行，以普選和反官商勾結為主旨；另一方面，又有以民選議員為矛頭的「聲討無良政客」的領匯投資者遊行。海嘯發生後，民主黨延後遊行，本來準備上街的市民投入了捐款和救災，結果，遊行人數並不太多也不至於太複雜。南亞海嘯也為政府提供了表現關懷的機會，雖然還是有評論批評政府做得太晚、太少，但畢竟海嘯不同沙士，香港沒有直接經濟損失，市民人身安全觸及面不大，港人對政府的行動還是寬容的。然而，海嘯對香港社會矛盾的緩減畢竟是暫時的。

　　有評論以「中產怒吼」來形容因領匯事件發起的投資者遊行，以突出這個人數近萬遊行的意義，政府人士也形容他們為「忍無可忍」的「保守中產」，表示特區政府關注到社會矛盾的嚴重性。不過，這樣的分析並不能非常準確地反映香港社會矛盾的複雜性。

　　首先，中產階級在香港恐怕已是一個寓意太多，而失去了太多用處的概念。誰是中產階級？是那些月入數萬的白領人士？是有專業文憑的醫生、律師、會計師、公務員？那麼，那些沒有長期僱傭關係，但有豐厚資源，收入不俗的股票、物業市場投資者是不是中產階級？那些沒有長期僱傭關係，有固定資產而認為自己是中產的，是不是中產階級？那些有一技之長，受良好教育，但選擇周遊列國的波西米亞人是不是中產階級？事實上，在領匯事件中遭受利益損失的，有大投資者，有小投資者，有希望用不多的儲蓄獲利的小市民，統統把他們劃入「中產階級」，那麼中產階級的含義就很廣了。

　　當然，以「中產怒吼」來形容因領匯事件而起的投資者遊行，其實就是為了營造某些民選「政客」在社會上受到質疑，以致群起而攻之的氛圍。冠以遊行者「中產階級」的名號，遊行似乎就更有說服力，那麼這些受到指責的「政客」相形之下「面目」似乎就更不堪些。其實，自八十年代以來，中產階級就是格外惹人注目的群體。中英談判的時候，港英政府專門調查中產對回歸有沒有信心，中產階級是中方統戰的對象，中產階級又是港英政府有效管治的社會力量。但是，中產階級的定義不但在學術界眾說紛紜，在社會討論中有時更是風馬牛不相及。按呂大樂教授的說法，中產階級是萬千寵愛在一身，卻其實是不同歷史時刻、不同社會政治狀況下，人們對某個階層的寄託、投射和幻想＊。

　　如果近萬領匯投資者的遊行有任何意義，它的意義在於展示了社會保守力量的回潮。這是自九月立法會選舉以來，民選議員激進主義行為在社會上遭到反彈的一次明確表露。事實上，在此之前，許多市民在不同的途徑都表達過一個疑惑，即，在整體社會趨於溫和，希望用比較和緩諒解的對話來促進香港政治改革的時候，為什麼立法會議員會提出諸如公投這樣激烈的議題。而這種疑惑到了領匯事件的時候已經發展成一種敵視的情緒，舉著「聲討無良政客」的標語，恐怕就是這種情緒最好解釋了。

　　中產階級不是沒有感染到這種情緒的。元旦前後一個聚會上，以往贊成民主、支持過民主派候選人的新中產新專業一群，紛紛表示要重新思考，甚至有人賭氣說，鑒於中國內地的經濟繁榮，不如讓北京派人來管理罷了。這樣的話哪怕是賭氣也是讓人吃驚的。香港的民主剛剛起步，制度缺陷有待改善，民選的議員有待扮演好他們的角色，而市民也有待學習如何投下自己的一票，甚至為自己的一票負上責任，承擔後果。領匯事件只是議會政治、公共事務、法制監督交錯之下一個複雜的事件，香港的中產一代真是如此輕易地就放棄了嗎？

　　事實上。香港的中產階級是割裂的。元旦前後三個社會事件其實都可以看到中產的身影。紅灣半島拆卸事件，人們反對浪費支持環保；西九龍爭論期間，人們關注香港文化設施和文化定位的問題，這些都帶有「後物質」或「非物質」的精神，很可以追蹤到中產人士的身影。但同樣地，領匯投資者的情緒也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中產的憂慮，那就是中產階級的世界觀正受挑戰，那種崇尚秩序、相信機會，依靠個人奮鬥的道路，現在在民選議員「為小市民請命」的舉措下，好像變得更沒有保障了。通向中產的道路，似乎比以前更難走了。

　　無論如何，中產階級已經變成複雜多元的群體，就像中產階級這個稱謂寓意太多一樣。但是，有一點從領匯投資者遊行可以看到的，就是社會保守意識正在回潮，人們對於民主的憂慮和懷疑正在抬頭，包括中產階級。這是香港民主派人士不能不關注的現象。

　　＊呂大樂、王志錚，《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二○○三。

我不在乎馬英九來不來香港

2005-01-05T17:42:00.000-08:00

龍應台
明報2005-1-6

邀請馬英九市長來港大演講，我是「當事人」，「當事人」不能兼評論者，因此我自己取消了自己「兇悍」評論的權利，這篇文章僅只是一個「當事人」的感觸。

我在香港大學設計了一個論壇，取名「思索香港」，英文是「RethinkingHongKong」；為什麼香港需要「思索」，需要「重新思索」？

因為在經過了150年的英國殖民之後，香港需要重新考慮自己的文化定位。因為在1997年回歸之後，香港需要重新理解自己的感情認同。因為在中國經濟「崛起」的大趨勢裏，香港需要尋找自己地位的獨特之處，加以發揮。因為在全球化的衝擊中，城市的主體性被突出而國家的界線變得模糊，香港需要思索如何運用自己的城市優勢。

在這樣的思維下，「思索香港」論壇的第一講是龍應台的演講：「香港，你往哪裏去？」，以「旁觀者清」的角度坦誠地、全面地，當然也是偏頗地，提出我對香港文化與政府的批評。第二場則邀請了廣州、台北和香港兩岸三地的作家和副刊主編面對面討論「華文報紙的文化承擔」，就三個華人城市不同的歷史發展和經濟、文化條件，交錯視野，放眼看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前景。
馬英九的演講，是「思索香港」的第三場。「從台北看華人城市的興起」是他自己訂的題目，意圖從台北的文化發展軌來眺望香港、新加坡、北京、上海、吉隆坡等等城市的交流和結盟可能。他準備談在都市發展的同時如何求得古蹟的保存，準備談市政建設如何不忽略人文的關懷，準備談文化在政治和官僚行政裏應該佔有什麼地位。港大同仁甚至將香港西九龍的剪報資料傳真給他，以便他更深刻地了解香港本身正在關注的問題，他的演講或許可以為香港帶來最實際、最切身的參考價值。

平常發出的邀請信函，忙碌的香港人會遲遲回覆；馬英九的演講邀請函一發出，回函搶進來。人們生怕一遲就得不到位子。口耳相傳，沒收到邀請函的人紛紛來電話索位。空氣裏有一種期待。

所有，所有的努力都無法挽回港府的決定。作為「思索香港」論壇的主其事者，我是不是也要像別的當事人一樣，說一句外交辭令「深表遺憾」呢？

不只遺憾更是心痛

不只遺憾。我覺得心痛。馬英九來不來香港其實不是那麼重要，但是從這件事情的決策過程，可以看得出香港政府的承擔和格局在哪裏，可以看得出北京處理兩岸政策的文化水準和文明程度在哪裏。

如果「拒發簽證」的決定是北京做的，它就很粗糙地暴露了港人治港是一個虛假的幌子，暴露了「一國兩制」其實只有「一國」沒有「兩制」。如果媒體的揣測是正確的──馬英九因為批評了《反分裂法》或者因為對陳水扁的「正名」運動不加撻伐而遭排拒，那就顯出北京對台灣的政治生態和人心所思完全地盲目無知，鴻溝之深，令人駭異。

台灣人對中國的情緒裏，因為每個族群歷史處境的不同而混雜從淺到深的多色調的情感，從強烈的愛戀認同到強烈的排斥敵視；再加上，民主的開放體制使得「尊重不同政見」已經被大多數台灣人接受為最高的道德價值，因此台灣人的「統」和「獨」的立場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綜合體，不是任何一個斬釘截鐵的簡單陳述可以概括的。堅決「獨」的人很可能深愛中國文化；主張「統」的人很可能強烈反共；支持陳水扁的人很可能非常具有國際觀；投票給國民黨的人很可能極為鄉土。愛馬英九的人很可能痛恨國民黨，痛恨陳水扁的人很可能支持民進黨。「藍」和「綠」裏頭摻了「黑」與「白」的認知以及對「紅」的濃度。北京是否了解這個複雜的光譜，又是否嚴肅地估算過，拒發馬英九簽證，給台灣人送去什麼樣的信息？它使台灣人更認識到北京的文明程度嗎？

人心，是蠶絲和鐵絲的交織糅合，政治的藝術就是一種細微的、體貼的、深刻的、抽絲剝繭的能力。北京的決策者不認識到這個基本原則，簡單的眼中只看到鐵絲，看不見蠶絲，但是把蠶絲當鐵絲硬扭，在別人眼中簡單就變成野蠻。兩岸的前景，令人憂慮，令人悲傷。

香港決策者短視缺乏擔當

如果拒發簽證的決定是香港做的──很少人相信是這樣的，但是如果是這樣的，它就暴露了香港決策者的短視和完全的缺乏擔當。香港是什麼？它是整個中國地區裏最具國際經驗、最了解人權和法治、最自由也最崇尚自由的城市。香港政府中有多少人在倫敦讀過學位？多少人是法律系畢業的？這些精英，難道會不了解，香港如果不努力維持自己的國際觀、自己的法治基礎、自己的人權價值、自己的言論自由和決策自由，也就是說，一個相對自主的「香港空間」，很快地，香港就成為華南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所有歷史為它累積的優勢，都要失去，被上海、被深圳、被珠海取代？

這些精英，難道會不了解，香港的優勢之一，正是它實體的地理位置，介於兩岸之間；也在於它的抽象歷史位置，它比北京更熟悉現代的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的運作，又比台北更熟悉中國的體制和習性，因此它可以在僵持的、敵對的、互不了解的北京和台北之間，發揮一個時代所賦予它的歷史的任務？

對兩岸關係做出和平的貢獻，香港有一個特殊的地理和歷史地位可以發揮，這些政府精英難道都看不見？促進兩岸的深度理解，香港應該做的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懶惰官僚思維，更不是對北京決策者的立正站好唯唯諾諾，而是以香港的國際知識、以香港的公民社會素養、以香港的政治成熟水準，去對北京誠實地說出自己的看法，去為兩岸窒息的溝通爭取創造出一個寬闊的平台。香港人民不這麼做，對不起華人世界。香港政府不這麼做，對不起香港人民。

我真的不在乎馬英九來不來香港，但是真的在乎，蠶絲被當作鐵絲砸碎。

04香港政局挫敗與無奈

2005-01-04T18:44:00.000-08:00

張炳良
明報2005-1-5

一場南亞海嘯，令人既感到大自然力量不可捉摸，也倍感全球人類距離拉近，以及同心互助精神的重要性。災難令人悲傷，但也可帶來拋開分歧、尋求和解、團結重建的契機。

賑災當前，香港政界也暫時放下紛爭，合力呼籲募捐。不過，和解團結的精神能否持續，卻是問題。還記得03年沙士也曾帶來全城心連心，七一大遊行曾標誌港人跨階層重拾共同身分，燃點希望，可是，其後社會的分化分裂比前更甚，社會凝聚力每况愈下。去年底，國家主席胡錦濤呼籲特區團結，查找不足，提高管治水平，但主觀願望解決不了眾多問題，必須從體制着手，正如特首董建華時刻「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掛在嘴邊，消弭不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鴻溝，反而政府管治威信及能量不斷蒸發一樣。

假如04年是全球感到至沉重的一年，則對香港管治局面來說，它也是充滿挫敗與無奈的一年。七一後人們曾憧憬有徹底的政制改革、中央政府能以嶄新的開放態度處理香港問題、特區政府班子可痛定思痛而立足民本，以及社會上各政治力量可和衷共濟，以求最終達至政通人和。但現實卻是，香港正處於前所未見的嚴重社會對立及政治空洞化之境地。

港府方面，問責制未有提高管治班子領導及協調能力，反而執政團隊日益渙散無力，各自為政，加入行會的自由黨及民建聯定位搖擺，繼田北俊公開質疑曾蔭權後，已看不到有什麼執政團隊可言了。

反對派方面，泛民主派雖在去年9月立法會選舉中拿了議席，並在地區普選取得六成選票，卻無法凝聚力量，反而也跟政府一樣，因內部人事及定位原因，變得一盤散沙，什麼大團結修辭，掩蓋不了缺乏領導和通盤策略、人人各自爭出位的亂象。泛民主派借七一之勢，曾一度成為不滿特區施政的廣大民眾的希望，但至今已大大耗盡其政治本錢，公民社會正變得愈來愈懷疑政黨政客，遇事但求靠自我組織及行動，不欲受「黨派利用」。而議會失效，既因政府力求事事繞過議會，避免與其分享決策之權，也見諸議員政黨紛紛走回議會外，借助民間行動去顯示力量。如此下去，議事堂只供政治表演，但發揮不了整合利益、凝聚共識之效。

官民衝突，已從政治議題迅速地擴散至社會民生及環保發展問題上。港府偏重經濟利潤、忽略社會政策、漠視貧富懸殊，也是導致社會階級矛盾加劇的主因。現在無論基層還是中產，皆愈感到疏離，而其疏離、失落及憤怒，正轉化為反政府、反官商勾結及廣泛的疑商情緒。

民主派別低估領匯對中產票衝擊

七一曾凝聚中產力量，但領匯一役，似在中產間產生未可估計的分化，隨着社會矛盾擴大，左右之爭及意識型態分歧勢將蔓延。泛民主派不要低估領匯事件對其在中產民眾中支持度的衝擊。儘管社會輿論中不乏同情以司法手段挑戰領匯上市的舉措，但深層的左右之爭，卻間接地被催化。美國左派及自由派低估恐怖主義對美國民情向右轉的影響、低估布殊的支持力，是一個很好的借鑑。

香港愈來愈「政治化」，但其政治卻又愈來愈小節化，政治制度發揮不了政治應有的作用。社會階級矛盾不會消失，政見分歧恆久存在，而左右意識型態對壘只會持續，如何理順才是關鍵。但是政制發展一池死水，社會互信日漸低落，中央政治「緊束衣」窒息香港，又怎能令人對明天樂觀？

領匯沒贏家，但民主派輸得更大

2005-01-03T07:26:00.000-08:00

崔少明
信報財經新聞2005-1-3

　　今年第一次與讀者見面，希望世紀海嘯的傷痛早日平服、今後避免重蹈覆轍。回到正題，如今注意力短暫，領匯夭折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上周一本報例假，今天本欄本應另覓話題。但領匯已改變了社會生態，無論從胡錦濤說的「查找不足」還是其前任江澤民說的「把困難想得透徹些」出發，都值得深究。

　　首先，反對領匯上市的原因，包括賤賣資產、無權上市、繞過立會，我懷疑只是藉口。真正的原因是利益：擔心公屋商場私有化後加租或改變商店的成分。商戶擔心逼遷；住戶則擔心商場「gentrified」（貴族化），被迫食貴嘢、買貴衫。商場的店主和顧客本來利益有別，現在面對大業主，變得利害一致。

捍衞「既成事實」利益

　　這在經濟發展中在所難免。二百年前有人砸蒸汽機，現在有人砸麥當勞，都是因為擔心經濟升格後利益受損。

　　同樣是住客鬥業主，大約二十年前，紐約市唐人街步行可及的Tompkins Square Park大量樓宇丟空，遭窮人和「崩人」（punk，大陸譯作鬅客，台灣譯作龐克）佔用，導致毒品氾濫。地產有市，有人欲收樓翻新（法例嚴格限制重建）。政府和鄰近的居民從治安和社區增值（包括樓價）角度出發，自然支持。但區內「居民」愛上了交通方便的免費居所，發起大遊行，與警方發生衝突。崩人善表達，上街時奇裝異服、輕鬆搞笑，自然較虎視眈眈、看似麻木不仁的警察容易獲得同情。傳媒慣例挺弱勢，何況「崩」頭流血有賣點，於是戮力報道，痛斥「官商勾結」和警方暴力。我當時在紐約編中文報紙，華人講實用、愛地產，中文傳媒自然不會那樣左。不用說，該區最後還是中產化了。

　　盧婆婆以公屋居民身份反對領匯上市，本來是捍衞公產，不能與佔住空屋的紐約案例相提並論。但其實兩宗抗爭都基於同一種假設：我使用了現居所一段時間，享有「事實」上的居住權，不論是否支付市場租值，業主處置相關物業時，都需要尊重我的意願。

　　的確，由於強行改變現狀可能會觸發反彈，文明的地區都默認「既成事實」的居住權。香港就鼓勵佔用公地相當時間的寮屋戶入住公屋，而不是掃地出門。除非堅拒搬遷，方強行清拆。但就事論事，長期承認既成事實，會形成佔用資源愈多，對資源比物主更有發言權的怪圈。近年，公屋租客享受津貼、贏盡同情，更因為組織容易、選票集中，在房屋政策上惡過私樓住戶，包括用稅款津貼公屋的中產人士和際遇不及公屋居民的板間房租客。在天上，施比受更有福；在世間，受比施更有權。

　　上述的紐約案例說明，社會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必然有人因為失益而抗拒；但只要得益者多，潮流最終仍會得勝。小市民最明白自己的利益，化解阻力最有效的是提供補償，失益者普遍接受，才有可能對個別執著者執法。而且，執法後要對執著者提供同樣的補償，以堵秋後算賬的口實。領匯再次上市時，應為公屋用戶提供優先認購權。商戶和住戶接受，即使有人要告，法院也要考慮到全民的意願。同理，對支持抗爭的政客也要講「交易」。公關只能起輔助的作用：對失益者來說，溝通不能當飯食。

　　一個領綜援、住公屋接受雙重津貼的老太太能打敗人數相當於前年「七一」大遊行的五十萬投資者，既彰顯了香港法治保護弱小的偉大，也助長了人們利用法治的誘因。今後萬一司法覆核成風，而民間亦仿效美國，凡事訴之於法，香港的法治也就實至名歸，只不過那時的「治」解作「整」治。你整我有「法」，我依「法」還牙。

　　但反對領匯的訴求趨於極端，令很多本來同情基層的中產人士向右轉，為民主派製造敵人。以財經界業者和學者為核心的中產右翼今後會力爭發言權以捍衞自由經濟，抗衡政客、社工、社會學者、壓力團體、文化人等主催的歐式社會主義。而民主派與自由黨╱民建聯此消彼長，又會使左翼變得更偏頗。

　　民主派這次押後元旦遊行，雖為賑災，客觀上也是避免反政府遊行人數不及反政客遊行的尷尬。但右翼理念弱、不解民意。反彈過後，知識中產縱使知道左翼過猶不及，恐怕還是得回到民主派的懷抱裏。

　　次之，由於抗爭表現為訴訟，民主派的法律專家成為當然的輿論領袖，但也暴露了他們「法律壓倒一切」的職業病。法律只講原則、不計成本，與商人只講成效、不講原則剛好是兩個極端。法律手段的成本很少人能夠承擔，日常處事只能權衡利弊、隨機應變。市民對這些公義化身的擁戴會消減。

　　政府這次最大的敗筆不是事前未料到產權的訴訟，而是指責對手別有用心。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好事民間自會傳頌，壞事自會開罵。大官位高權重，在旁說三道四，反予人以大「恰」細的口實。

近乎畸形的理想

　　本欄以前提到過，香港以往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對基層有所虧欠，更令商界變得自大。難怪上述的左翼利用政治開放、港人富裕後的善心，想把時間搶回來。但矯枉過正，所推動的一些理想近乎畸形，箇中的代價沒有人吃得消。歐陸就是因為過分進步，現在開始往回拉，瑞典已減省生老病死政府全包的天堂式福利。南亞學童爭取學額即為一例。他們並非要求一般的英文學額，而是不想學中文。由於國際學校收費貴，遂以一兩萬的人口，要求六百多萬華人津貼他們接受純英文的教育。

　　香港誠然中、英並行。但人口成分決定了，日常溝通靠中文，英文只是搵食工具。純英文的教育是特權，不是平等。加拿大就並行英、法雙語，但其實只有法語裔主導的魁北克省通行法語。魁省兒童若遷居外省，無權要求只學法文；其他各省的英語裔也不能拒絕學法文。

　　南亞裔的母國以往受英國統治，早期立志移民英國，中上層至今用英語代母語。現在縱以港為家，但要他們學一種世上不通行的窮國語言，不情不願。由於在家不沾中文，入學後中文跟不上，也就反過來以學額不足為口實。他們享有少數民族和中下階層的雙重本錢，好心的義工遂把殖民地遺風當作種族歧視的明證。

　　上周的南亞海嘯令港人深有所感，見面時都說：「香港最安全。」南亞裔市民不妨捫心自問，與家鄉的同胞相比，香港有否虧待他們。

「領匯」事件的幾個「不領會」

2005-01-01T07:11:00.000-08:00

鄺國賢
律師亞太法律協會召集人
成報 200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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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2004 年香港最「無厘頭」的「大件事」，非領匯事件莫屬。事件幾乎集合了周星馳電影的所有元素：市井小人物當的主角，不按理出牌（現象：無厘頭），不知天高地厚，不顧後果（現象：難以對付，兼且破壞力強）。事件令人笑唔出，不過諗落又真係幾好笑，總之令人啼笑皆非，「冇」（音"mao"）晒佢符！

　喬曉陽說仍未領會「領匯」事件，筆者也有同感。

不領會之一：

領匯上市究竟惹怒了誰？

　《信報》12月18日社評指出：「我們由始至終都覺得，領匯上市並沒有損及任何人的利益，反而是房委會解決財困的最佳方法。」不過，鄭經翰等人則認為房委會「賤賣港人資產」，因而反對。

　《信報》11月23日「投資廣場」一欄報道領匯REIT 的條件優厚，是香港首個，也將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房地產基金。收益率估計在6.5-7.5%之間，而且「公轉私」後的資產增值潛力甚佳，是風險低，回報高，派息慷慨的投資工具。但剛開始領匯的「分配」對象，主要是機構投資者（90%），散戶只能分配到10%。零售部分需超額一百倍以上，才能回撥國際部分的 50%。由於認購超額達130倍，啟動了回撥機制，而許多有識之士也建議增加本地投資者的比例，才使最後超過50萬名本港「散戶」獲分配「一手」以上，使本地資金佔64.8%（散戶佔56.5%）。

　事後孔明，不禁要問：房委會當初為何不為本港市民爭取優先認購權及更大比例的認購額？再問：房委會引入的策略投資者，包括新加坡的Capitaland，三間包銷銀行（即豐、高盛和瑞銀），及九家「基礎投資者」，為甚麼以外國投資機構佔大多數？更要問：領匯作為香港的公共資產，是否有必要於全球公開發售？為甚麼認購表格只有英文版本？為甚麼要將香港人的資產「國際化」？

　房委會是公營機構，在設計整個上市規劃時，是否應「以民為本」，堅持「還地於民」，「藏富於民」的目標？

不領會之二：

官司凸顯本港司法獨立？

　嚴格來說，由於實行「行政主導」，香港並非三權分立。不過，毫無疑問，本港司法獨立，則是《基本法》所保證的。然而，法官也是人，要期望法官完全不受輿論及政治壓力的影響，是不切實際的。

　筆者於另文曾指出（見《成報》12月20日《成報開咪》欄），「司法覆核」程序，是普通法「三權分立」制度下，由法院監察行政機關合法運用其權力的一種機制，功能是要制衡政府權力，避免政府濫權，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但法院於司法覆核案件的角色，只限於審核政府或公共機構運用權力的合法性，有關政府或公共機構的政策或執行政策的效率等問題，則屬於政治範疇，法院無權也不應過問。

　「三權分立」的基礎，在於「行政」、「立法」、「司法」各司其職，楚河漢界，誰也凌駕不了誰。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就房委會提出縮短向終審法院上訴時限的裁定中指出，由於《香港終審法院條例》並無賦予任何權力縮短該時限，終審法院無權這樣做。這是「司法」受制於「立法」，不存在「司法獨大」的事實。

　另一方面，雖說「行政主導」，但誰都知道特區政府是跛腳鴨弱勢政府，主導不了「立法」。而於立法會內外的各路政客及政治勢力，則往往利用司法程序以鉗制政府政策（不管合法不合法）之有效施行，以達致其政治目的。

　領匯官司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但法官不應成為政治爭拗的仲裁員。法官若不嚴格把關，任由法院成為各種政治勢力的角力場，這才是本港法治的最大隱憂。

不領會之三：

「食政府」為何要反政府？

　領匯官司的「主角」盧少蘭婆婆明言，她訴訟的目的是要敲(音"hell")董建華個老虎頭，要為「窮人」站出來。

　姑且不論其法律理據如何薄弱，「盧少蘭現象」有很深的社會矛盾根源。像盧少蘭這樣社會背景的公公婆婆，在香港還有多少？為甚麼她們有這樣強烈的不公平感，導致要「站出來」？我們不應只單純地看盧婆婆是否「受人擺布」，甚至將她「妖魔化」。

　香港愈來愈「窮富不均」是鐵錚錚的事實。董建華政府過去七年多來的施政，予人偏幫大財團，官商勾結的印象也是個事實。

　在領匯事件中，作為領匯上市「受益人」的公屋居民，在整個決策諮詢程序有多大程度的參與？主事官員有沒有詳細向公屋居民解釋領匯上市的目的與具體安排？整個過程的透明度是否足夠？

　長遠而言，如何縮小窮富差距，如何令福利政策更「到位」，令社會上最有需要的一群，切切實實的得到照顧，如何令老有所養、少有所依、社會和諧等問題，真的要「總結經驗，尋找不足」。

　不知道周一嶽局長和長期主導老人政策的譚耀宗議員，有何高見？

揭開「西九」意識形態的面紗

2004-12-30T17:57:00.000-08:00

黎廣德
信報2004-12-30

　　各方對特區政府推出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批評得體無完膚，無論是文化藍圖、規劃建築、發展機制等均備受爭議。但「西九」的發展邏輯其實一直有跡可尋，完全符合特區政府自九七年以來愈陷愈深的一套管治哲學。

　　要解讀「西九」，必須先要了解這套管治哲學的意識形態—香港版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

　　「華盛頓共識」是泛指三個以美國首都華盛頓為基地的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及美國政府財政部。自九十年代初以來一直在全球致力推廣的一套意識形態。這套意識形態強調政府必須遵守嚴格的公共財政紀律、減低赤字、控制通脹、收縮政府的角色、公共資產私營化、改善外商投資環境、開放資本市場、推崇貿易自由化。

　　簡而言之，「華盛頓共識」可以歸納為兩點 — 「政府退出市場」和以「企業力量主宰社會發展」。

　　在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在美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受影響的國家必須按照「華盛頓共識」的思路調整公共政策，才可以獲得國基會的財政支持。以諾貝爾獎得主及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師史特（Joseph Stiglitz）為首的經濟學家，則對這些政策作出深刻的批判，指出「華盛頓共識」實際上使很多亞洲國家及拉丁美洲國家受金融風暴的禍害愈演愈烈，解藥其實是毒藥，罔顧市民大眾在貨幣大幅貶值、企業大量倒閉、貧富懸殊急速惡化時所深受的傷害。這些政策保住了國際資本的損失，在實質上卻是劫貧濟富，把企業利益與重商輕民的價值觀凌駕於對環境、人權、民主與社會公義的關懷。

「華盛頓共識」無處不在

　　在亞洲金融風暴一役中，香港有幸藉著豐厚的外匯儲備而毋需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緊箍咒。香港不幸，因此沒有對「華盛頓共識」的管治哲學作出深刻的反省，再加上本土特有的政治土壤，「商人治港」的格局，「華盛頓共識」潛藏的意識形態滲透到公共政策每一個領域而未受挑戰。「政府退出市場」的原則演變成「政府退出公共管治」而不自知；「企業力量主宰社會發展」異化成「利富損民」而不自省，終於釀成今天「西九」騎虎難下的局面。

　　「華盛頓共識」的意識形態其實貫穿著近期一連串的爭議。

　　政府要把「中區警署古跡群」的產權招標變賣，交由旅遊事務署以價高者得的形式轉讓給地產商，美其名曰市場主導，實質上是把文物保育的權益拱手交給企業，香港人的文化遺產為何要受企業支配？我們的歷史認同為何要受商業利益主宰？

　　新推出的「自然保育政策」也受了這潛藏的意識形態所支配，環保團體協助甄選出全港十二個最具生態價值的保育地點卻變成優先考慮「公私營夥伴合作發展」的地點，潛台詞是「先發展，後保育」，「不發展，不保育」。政府代表公眾利益以保育大自然作為公共財產，這顯淺不過的道理，已經湮沒在港版「華盛頓共識」的「以商為本」的邏輯之中。

　　旅遊事務專員上月宣布準備邀請私人發展商提交建議書興建郵輪碼頭，發展商可以自行選址、自定規模，變相把城市規劃的管治權交由私人企業代為行使，是否特區政府已經在「華盛頓共識」的「魔咒」下，喪失了管治的意志？

　　香港在全球化的格局下，低薪職位大量流失，貧窮問題日益惡化。按照堅尼系數計算，香港的貧富懸殊程度已在全球排名第五，香港四份一成長中的兒童，生活在貧困家庭。正當結構性轉變成為不可逆轉的現實，需要倚賴公共資源支援的人口逐日增加之際，政府卻在「華盛頓共識」的支配下縮減福利開支。在「保持競爭優勢，有利營商環境」的大棍下，我們還要讓多少兒童的潛能被犧牲、多少婦女遭受倫常慘變、多少家庭在貧困的壓力下支離破碎才覺醒過來？

　　掌握這一連串的脈胳，解讀「西九」便毫不費勁。

　　根據這些含糊不清卻毋容置疑的邏輯，交出香港文化政策的管治權是要退出市場，單一招標是要遵守嚴格的財政紀律，不能按民意而變更是要保持營商環境。再加上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特有的「商人治港」格局，特區官員震懾於商賈潛藏的威權，縱有良好意願，又如何能挺直腰板，捍公眾利益？

　　國際社會其實早已流行一套對付「華盛頓共識」的解藥，即是特首董建華在一九九九年施政報告上宣布追隨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提倡社會公義破解魔咒

　　針對「利富損民」的公共財政紀律，可持續發展提倡社會公義及以人為本的發展策略；針對「退出市場」和對私營化的崇拜，可持續發展提倡企業社會責任，建立「官、商、民」三方對等的夥伴關係；針對「重商輕民」對公共政策的扭曲，可持續發展提倡透明、開放、多方持份者的參與；針對無序發展對環境的踐踏，可持續發展提倡跨代公義，強調保護大自然的預防性原則。

　　在「華盛頓共識」的掩護下，特區主要官員本著自身榮辱，方便施政的考慮，在城市規劃、環保、古蹟保育以至扶貧等政策範疇自我設限，公共管治空間正逐步退縮。已經獲得中央政府祝福而坐享政治特權的商賈，又如何能夠抵受誘惑，不乘虛而入？

　　未知是否「沙士」的後遺症，特區正患上一種前所未見的「區格分裂症」。政府明明公開宣稱追求可持續發展，暗裏卻受盡「華盛頓共識」的百般擺布。更有甚者，異化後的公共政策摧毀了公平競爭環境，催生了市民的厭商情緒，很多願意肩負企業社會責任的商界精英也只得搖頭嘆息。

　　「西九」是深化公民社會的重要契機，更是批判「華盛頓共識」的序幕，推動可持續發展的里程碑。

「誰是黑手」民粹遊行

2004-12-29T22:24:00.000-08:00

凌鋒居於紐約的老牌政論家

明報2004-12-30

香港人與台灣民眾的民主訴求，常被一些親共政客污衊為「民粹」，但這次借領匯上市事件，在某些政客與親共媒體煽動下的所謂「揪黑手」遊行，才有點「民粹」味道。

領匯上市失敗，特區政府要負最大責任。這樣龐大資產的上市，缺乏縝密周詳的策劃，財金部門沒有給予援助。而在反對者早早表示可能採取法律手段後，政府也沒有應變準備而一意孤行，最後竟由特首董建華警告有人「搞事」，完全不顧香港的司法獨立與司法程序而力圖行政干預，北京也出面表示要維護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云云，企圖用危言聳聽來進行壓制。如果不是事情緊迫，也許北京還會採用由中央「釋法」這一招。

五十萬申請認購領匯的股民表示失望可以理解，但演變為要追殺某人，要揪出某黑手，顯然太政治化、太情緒化、太暴力化。猶記得正是這些親共政客和媒體，在七一遊行前大談要穩定，反對上街，怎麼事隔半年，就用這種暴力語言煽動人上街？這才是煽動「民粹」。

記得，也是在本年內，大家還討論過香港社會的價值觀問題，民主派認為自由民主是香港的主流價值，親共政黨則大談「愛國」才是主流價值，怎麼突然間，愛國政客與愛國媒體，把赤裸裸的愛錢精神，當作香港的主流價值而要上街去維護？

當然，香港是商業社會，投資是正常而必要的行為，賺錢改善生活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別把它庸俗到成為香港至高無上的價值。申請認購是一種投資行為，但是任何一個投資行為，沒有人可以擔保是百分之百沒有風險，一定賺錢；除非像中共太子黨那樣，可以國庫通家庫，國家財產搖身一變而成為自己財產。既然如此，投資領匯沒有成功而出現一些損失，也就不必大驚小怪。

在這次認購領匯事件中，同樣也不可能人人得益。如果定價過低，公屋商舖與住戶受損；定價過高，投資者利益受損。有些情況下，少賺錢是一種損失，輸少也可以當贏，總之世界上沒有絕對完美的事情。就是領匯上市成功，最賺錢的，還是那些大投資者，小股民只分到殘羹剩飯，但是這些最失望的大投資者卻不一定會上街。

立法會議員中，有些代表普羅大眾利益，有些代表中產利益，有些代表大財團利益，這是多元化社會的正常現象。如果代表公屋居民利益出來講話就是阻人發達，就是黑手，要群起而攻之，香港這個社會不就是中共最反對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嗎？

遊行表達不滿，提出索賠，都是正當的，正如由十多名領匯投資者自發組成的「領匯投資者爭取權益聯盟」，確立了三大訴求，包括向領匯追討利息損失，給予獲配股份的小股東有優先批股權，並促政府訂立保障投資者的法例，值得支持。但是他們不會參與其他團體號召聲討幕後黑手的同類活動，顯然，他們關注自身權益，而不想被利用為他人的政治工具。

也有人打出「維持香港自由經濟」口號，口號也不錯。但官商勾結絕不是自由經濟，不公平的競爭不是自由經濟，自由經濟還必須有健全獨立的法治來保障。內線交易、貪污腐化是中國比較普遍的現象，別讓它侵蝕香港，亂七八糟的內地公司來香港上市，也最損害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領匯暫停上市，股市不跌反漲，國際評級機構也沒有下調對香港的評級，說明沒有損害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反而證明香港的法治還沒有完全「中國化」，可喜可賀。

查找不足從中聯辦開始

2004-12-29T22:01:00.000-08:00

鍾國仁
明報2004-12-30

國家主席胡錦濤要董建華等一眾高官查找不足，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筆者希望這個過程，除了能夠由中央開始外，也希望香港的中聯辦能夠找出自己的問題。筆者希望，最近中聯辦副主任鄒哲開被免職，是這個反思過程的開始。這樣說，並不是針對鄒先生本人，而是要分析他所代表的機構，在香港回歸以來不斷向下沉淪的過程中應負的責任。

中聯辦這個機構，在香港的政治體制上是一個很奇特的組織，它沒有政權的角色，卻隱隱發揮政權的作用，包括能夠掌控政治資源，影響政治組合和人事任命等。它的前身是新華社香港分社(或稱「大分社」，以別於真正從事新聞工作的新華社「小分社」)，內部名稱是香港工委。誰都知道它在香港的實際分量，而且在香港存在超過五十年，但香港對它，或它對香港都十分陌生。回歸前，北京曾經有考慮廢除這個組織，因為擔心它的繼續存在會影響特區政府的運作。但基於種種考慮最後還是保留下來。

2003年首次「七一大遊行」後，北京決定要更換中聯辦的領導，只是礙於這樣做會進一步助長「反動勢力」的氣燄，挫傷「愛國陣營」的積極性，並且間接承認北京對港政策失誤，這才沒有立刻換馬，而是採取讓中聯辦領導人自然退休的辦法以減少震盪。

中聯辦在香港過去七年的沉淪過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這是一個值得香港和北京共同反思的問題。限於篇幅，難以展開來談，筆者這裏只能談最關鍵的一點。

「一國兩制」是一個很包容的構思。沒有高度的政治包容度，不可能有效的實施這個構思。要樹立這種恢宏的政治包容，則必須首先根治「極左」的思想。鄧小平在他有關「一國兩制」的論述中，就非常具體地指出他的「一國兩制」思想是在反左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可是，作為中央在香港的代表，中聯辦執行的卻是一條「極左」路線。這條路線的特徵，就如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所概括的「一左二窄」，「六四」後，更可以加多一句：「三關門」，關起門來搞統戰。「一左二窄三關門」的結果，是讓「極左」路線支配了回歸後的香港。中聯辦的朋友也許會反駁，中央規定我們與香港政府不容許有橫向聯繫，除了中聯辦主任、副主任一級外，其他部門負責人都不能直接與香港政府的相關部門來往，我們如何影響政府的施政？表面上看確實如是。但思想領域的影響，是不必經過具體組織來體現的。只要中聯辦有代表中央的功能，它就能夠發揮無形的影響。它表現出一種「一左二窄三關門」的風格，客觀上就保護、助長了在香港根深柢固的「極左」勢力。

一個具坐標意義的例子就是楊光先生獲頒「大紫荊」勛章這個特區最高殊榮。無論從香港主流社會的價值看，或者是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精神看，楊光先生所領導的「反英抗暴」活動都是應該否定的。今天在中國，連文化大革命都被全面否定，但在香港，文革的支流卻獲得充分肯定，這只能說明，香港「極左」勢力根深柢固。作為香港「左派」的最高領導人，中聯辦能辭其咎嗎？

從中聯辦過去七年支持什麼、反對什麼，我們就可以看到一條「極左」的欠缺政治包容的路線在支配「一國兩制」的路向。簡單歸納起來這條路線的特點是：

■政治上，在「兩制」有明顯衝突的地帶，如政治分歧上，中聯辦都盡量通過輿論動員，使香港「兩制」的空間愈來愈小。

■法律上，在「兩制」有明顯分野的地方，中聯辦會動員輿論加大「一國」的壓力。

■外事上，中聯辦的運作使到香港與台灣的交往已迅速變成繼國防外交之後，第三個特區政府沒有權限的領域，而這是明顯違反了《基本法》的規定。

■在組織人事上，由於壟斷了「愛國」的定義，嚴重排斥非我族類成為有資格治港的港人。

■在處理中央地方關係時，中聯辦常常支持香港左派以中央利益捍衛者自居，動輒以國家利益高於特區利益為幌子，表現出「唯我獨愛國」、「唯我最懂國家利益」的面孔，從而排拒其他人。

每當香港主流社會的見解和左派的見解有衝突時，中聯辦常常支持左派意識去壓倒主流意識，最具體的例子是徐四民可以罵到張敏儀丟官。這樣，路子愈走愈窄，思想愈來愈閉塞，政治包容度愈來愈小。這是香港沉淪的根本原因。「七一大遊行」，中央開始關注香港中產階級的問題。有了這個中央交辦的任務，分管統戰工作的鄒哲開先生直到最近才找來一班中產者，問他們什麼是中產階級？有什麼訴求？鄒先生在港工作將近十年，現在才知道有所謂中產階級。只此一例，從他個人來看，足以說明他是時候交班了，從香港整體利益看，正正說明「一左二窄三關門」對香港的禍害。

誰是香港的中流砥柱？

2004-12-28T22:56:00.000-08:00

南方朔

明報 2004-12-29

香港的問題輪不到我這個台灣人來發言。因此，寫這篇文章時，頗為惶恐，有着一份「明知不中聽，但卻仍然要說」的心情。它之不會中聽，是因為想替董建華說幾句公道話。

上星期，我正好在香港和澳門。澳門回歸五年，諸事順利吉祥，已成了回歸榜樣，胡錦濤也樂得興冲冲的往訪。而非常對比的，乃是香港剛鬧完紅灣半島公共住宅案，正在鬧的是領匯事件和西九龍風波。大家都在說香港出了「管治危機」。甚至連胡錦濤也大違常理的不順道經過香港，而是傳召董建華等一干政要到澳門「罰站聽訓」，並說出「查找不足」這種其實是很羞辱人的話。這是把老大叫去老二家訓斥，而董建華儼然成了最大的頂罪羔羊。問題在於，香港變成今天這個模樣，大家都把董建華視為眾矢之的，這究竟公道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可能必須以一種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澳門回歸五周年，以及香港回歸七周年。由經驗的總結裏，或許才會找到一切的癥結。

而要談港澳，則一定要從近代的「脫殖民」說起。無論它是「脫殖民」的國家獨立或地區回歸，都是一本血淚史。有的在「脫殖民」後，陷入了動亂與分裂，印度由一國分裂成三國即是人人耳熟能詳的例子。至於回歸，戰後台灣及威海衛回歸中國，則都出現動亂或悲劇。這都顯示出，無論「脫殖民」的國家獨立或地區回歸，都是個複雜的問題。澳門及香港的回歸，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澳門的殖民主葡萄牙，在近代早已沒落成了歐洲的三等國家，它對澳門也缺乏有效的經理，當然也沒有，甚至也無法留下將來會發作的尾巴。葡萄牙乾乾淨淨的離開，澳門的相對較不繁榮，使得回歸後的澳門對母國沒有太多感情上的裂痕，只要澳門人治澳門，大家就感到很滿意了。澳門回歸後一切順利，最主要的即在於雙方的有感情和互信。澳門的特區政府在北京協力下，奧援不斷。由於有感情、有互信、有奧援，於是諸事順遂，人民福祉也大大提升。澳門特區政府所處的，乃是「無論怎麼做都不會錯」的形勢。

而香港的回歸則複雜多了。香港的相對繁榮富裕，使它對母國的感情相對較為疏冷，甚至還普遍有着某種程度的優越感，並演變成不信任感。回歸前，香港評論界一窩蜂的在「民主拒共」上做文章，許多人移民海外，等到看看沒事，才又重新回來，即是最好的指標。除了香港人的這種心情外，我們又不能疏忽了，國際政治及媒體勢力對香港微妙的操弄。香港搞好是不正常，搞不好才是正常。

朝弱野強政府癱瘓會令社會倒退

處於這種情勢下的香港特區政府，尤其是特首董建華，遂和澳門完全不同。它所陷入的，乃是一種「無論怎麼做都不會對」的形勢。它做對的全被認為不重要；有爭議的即會被認為不對；而做不對的則更會被說成是不可逭免的罪。近代西方政治理論裏有一種「過多元主義」(Hyper-pluralism)的說法，它指的是朝弱野強的現象。當這種情况出現，整個政治體系就會「超載」(Overburden)，無論做什麼都會有人以這樣那樣的理由來反對，最後是整個政府形同癱瘓，官吏政要則人人只顧自己，再無團隊，更無整體。而今天香港的情勢，即是以另一種方式，加速着這種政治「超載」的過程。

當然，這種現象香港特區政府必須負起一定程度的責任。但更關鍵的，或許應歸因於香港「脫殖民」後回歸的整個「時代精神」。這個「時代精神」，在本質上視特區政府為北京的分身，在這個意義上，特區政府其實只不過是個「代理箭靶」而已。而對這種情况，儘管我們犯不着太過緊張，但也不能不格外提高警覺---那就是政府的癱瘓，經常是社會整體倒退的開始，它最初會蛀壞香港社會的權威體系，當一個社會沒有誰講話會被相信，整個社會就會陷入缺乏領導與方向，因而馬達只能在那裏空轉的困境。

因此，把今天香港的管治危機，歸咎於以董建華為首的領導團隊，要他們「查找不足」，這固然符合事實，但卻未必公平。如果總結香港回歸七年的經驗，我們可以說，北京和特區政府，在下列問題上有着共同的責任要負。

其一，乃是北京和特區政府，未能建立起一組符合人類普遍經驗，而且又必須有說服力的「香港論述」，因而整個香港遂被國際社會、外國媒體，以及在野人士聯合塑造的「民主直選論述」所左右。這種「民主直選論述」，等於在基礎上即否認了特區政府存在的正當性，這種論述使得香港政治人物在做抗爭活動時容易社會動員。「論述」乃是一種話語權，它對人們的意識、集體行動、判斷事務的準則等，都有着帶頭性的作用。北京和香港缺乏自己的論述，乃是特區政府無法取得領導性的關鍵。而沒有領導性，即等於它打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被挑剔找碴，被認為「不可能做對任何事」(Can do nothing right)的命運。

其二，縱使到了今天，無論就經濟成就、社會複雜性，以及整體的現代性，香港都是大中華地區的頭牌，香港也最有可能發展出一種非敵對性的、高度有效率，而且廣泛參與的城市民主體制。在這部分，台灣那種仇恨式的民粹主義並不足為法，香港需要一整代的工商精英、政治領袖，以及知識分子形成歷史過程中的「有機群體」(Organic Bloc)，替這種民主打造基礎。它必須超越殖民時代港督政府的那一套，不但公務人員要更合理有效率，還必須更加透明，藉着大眾參與而變得更有說服力，北京能從旁協助當然更好。但在過去七年裏，我們在香港卻看不到這種格局的出現，特區政府和財團所延續的乃是過去港英時代的那一套，他們完全不理解許多事以前可以，現在已不可以。香港之所以有問題，乃是它的精英階層缺乏了現代政治的經驗，完全不懂得去形塑「有機群體」，以及用更進步的方式制定政策，以及說服人們相信政策。當精英階層缺乏這樣的能耐，整個政治的時間表當然落入群眾活動家之手。這種消長關係會往管治危機的方向移動，癱瘓與空轉，乃是它最壞的結果。

結構不變撤換董建華也無大用

香港今日的問題難以盡述，縱使換掉董建華，情况也不會變好太多。因為，香港的問題不在人，而在於結構，尤其是歷史的結構。個人認為，現階段的香港，當務之急，乃是要形成一種良好的資產階級民主---我們可千萬別相信過去「反資」的那些老套，而要從普遍歷史經驗裏去找答案，由西方經驗已可證明，沒有良好的資產階級民主，就不可能有後續的普遍民主。這也是個人始終認為，在這個香港官僚政治式微的時代，應當是有遠見、有關懷的企業家們，結合社會上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其他精英，以及知識分子們，形成中道力量的時候了。有了這種中道力量，它才進而可以做為政府的輔翼，退而展開真正良性的制衡。企業精英由私轉往公，這是他們歷史角色的擴大，香港企業精英應有這種西方社會早已出現過的自覺。這種自覺之目的，不是在求得支配力，而是替整個社會打造更穩定也更有分量的基礎。

以上所言，已屬斗膽，無論知我罪我，但請不必懷疑希望香港更好的心意！

商人治港？

2004-12-28T22:24:00.000-08:00

李怡
蘋果日報2004-12-29

選擇甚麼人當第三屆特首，對於中共第四代領導核心來說，是至關緊要的事，因為選香港特首屬於一半「涉外」的政治活動，將會從「外」而向「內」輻射，影響到中共內部的權力爭逐。

尤其是香港特首雖然按規定任期是五年，但由於結構性問題，實際上必可連任，也就是必然一任十年，這就會直接影響中共對第五代領導人的接班安排了。所以中共必然會認真處理。

中共雖然黨章上掛着追求共產主義平等理想的羊頭，但實際上等級觀念至為嚴重，不僅在黨內，而且在社會上也將人分成十等。見識過中共的幹部、公安如何把老百姓當賤民似地呼喝的人，一定對中共這種等級觀念有深刻印象。

在這種等級觀念的主導下，加上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錯誤認識，中共對港澳實行「一國兩制」，一向有一個固執的錯誤觀念，就是既是資本主義制度，就應該資本家當權。更何況，中共認定商人「唯利是圖」，只要給予好處，就一定會「聽話」，不像一些中產人士那樣，有一套固定的、堅執的「理念」。

因此，在選擇港澳特首時，中共都選擇資本家，而且選擇中共曾對他們「有恩」的家族第二代。這是從中共對資本主義的理解，加上長期與港澳資本家建立的聯繫，而作出的決策。

香港回歸七年多，澳門五年，澳門算成功，香港基本上可以說是失敗。從中共的角度，去檢討澳港的成敗因素，有客觀的條件不同，澳門沒有獨立的、自由的媒體，沒有形成公民社會的公眾議政空間，澳門比較不受國際媒體關注，澳門仍不是一個國際城市，澳門社會沒有形成具有民主訴求的中產階層，澳門市民只求搞好治安與經濟，這就使澳門實行「一國兩制」較易成功，而香港則複雜得多。

然而，若從主觀因素去檢討，那麼港澳儘管都實行「商人治港」，但香港的商人是經營家族生意，與香港各商業利益集團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商人。商人治港在執政十年中的政策，若向某一利益集團傾斜，都有可能使執政商人的家族生意在執政期間或執政後獲得回報。

澳門「商人治澳」的商人則是銀行家，銀行家的利益是從平等對待所有商戶、客戶而取得的，比較不會因政策向某利益集團傾斜而有獲得額外回報的機會。胡錦濤這次訪澳，明顯地有貶港揚澳的傾向；他一再重申「以民為本」，很可能是；對於以資本家為本、以商業利益集團為本的否定。

倘若在香港實行「商人治港」惹出那麼多麻煩，那麼中共第四代核心就有可能否定第三代核心選特首的根本方向了。新一代領導人可能會對「商人治港」作出一些修正，即不能選擇在社會上有利益牽扯的商人，而會選擇較少利益牽扯的商人，比如銀行家。

另外，一個更大的改變，則是選擇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去「治港」。過去，中共不相信，前朝遺臣會真的政治中立，但經過七年多的考驗之後，會不會選擇中共認為已經向中共忠心投靠的前朝遺臣去治港呢？這是特首爭奪戰中最值得注意的動向。

左翼、左派

2004-12-28T09:11:00.000-08:00

馬傑偉
明報2004-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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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發表宣言，記者神怪地冠以「一群左翼學者」稱號，聯署的一百三十多位朋友，無端多了個左翼分子的身分，不知作何感想？

港英時代，殖民政府以「左派」統稱親中人士，有「搞事」、「極端」的貶意；而坊間流行的「左仔」稱呼，更有瘦骨如曾鈺成的影子，並且包含曾鈺成不會做的地下暴力搗亂行為。「呢班『左仔』癲！」意指極端的政治狂熱分子，在土瓜灣、油尖旺不知名的社團搞搞震……

「左仔」一詞，九七回歸之後，已沒下文。那個戴黑膠眼鏡、穿白恤衫、梳蛋撻頭的曾鈺成形象，漸漸被港人淡忘。

在香港這個奇幻社會，「左」，是色彩濃厚、意識矛盾、變幻莫測的稱謂。「親中」與「左派」，是深入民心但又漸漸蛻變的聯繫。一來「左仔」已沒有港英打壓，二來「親中」已經走資走出一種右傾形態。不少親中議員、親中商人，現在是全情擁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香港政界的「左」，與思想界的「左」，有明顯分別。政界的「左」，是親中，但近年其實已是名「左」實「右」。而思想界的「左」，以批判資本社會為核心，在香港政界是邊緣聲音，近年卻以「反官商勾結」之名開始逐漸取得部分港人認同。但新冒升的「左」，卻往往以「長毛」抗爭的單一形象獻世。短髮左仔，已被長毛+哲古華拉的浪漫、不羈、搗亂形象所取代。

問題是，全球思想界的「左翼」，近年已經出現翻天覆地的多元化，並不是香港流行印象的「左翼學者」可以概括，亦非什麼「福利主義」、「打倒資本家」那種貧乏的形象可以包羅。

宣言聯署的學者，可能有部分十分接受左翼分子的稱呼，但我相信亦有相當一部分不會把自己簡化為左翼。以我自己為例，我閱讀不少左翼著作，但我愈來愈不願被左傾思想綁死。我支持宣言，是希望修正過分市場化的不足。我尤其反對非右即左的標籤！

香港之大，豈止西九？

2004-12-28T08:39:00.000-08:00

何慶基 2004-12-28

文化界並不反對西九文化區，反而是太珍重這機會，如讓現在這千瘡百孔的構思落實，過不了專業良知，對不起下一代。很難相信西九不是地產項目，因為只要對文化稍為重視，也沒可能寫出如斯草率馬虎的文化發展藍圖。　　青春夢裏人曾司長沉醉於世界級的絢爛，夢中盡是美好憧憬，以為靠個超級大飯殼的地標香港便可變身世界級文化都會。想起尖沙咀文化中心和濕水雞飛龍標誌，對政府構思的城市標記心有餘悸。天幕大而無款，形態近似機場及會展中心，很難想像它能成為世界級的香港地標。再來一件科士打地標式作品，香港要變成科士打的個人展場，何不找其他的建築師令香港更國際多元化？此外，還有建築及工程界指出那可高達七十億元的龐大建築費，還有維修和環保的問題……是否虛榮如斯重要，種種專業意見可置之不理？查找不足　　何局長托出一九九九年的《文化設施需求及制訂規劃標準與準則的研究》，試圖證明政府也會做研究，但反而更見政府思路的偏斜單薄。這份主要集中硬件使用及調查觀眾市場取向的報告，視野仍以硬件作依歸，明顯地仍走不出「硬件崇拜」的金鋼罩，與文化界要求的宏觀視野及全面的文化有機生態評估差天共地。至於何局長所指的匯聚和融合效應，是否又只是指設施間的互動？硬件最後還是需要人的參與，有機地滋生出各種文化面貌，不知這些未經構思清楚的藝術館、龐大劇場，還有玻璃、全屬水泥建成的商場餐廳，是要生出什麼文化來互相融匯？為什麼現在的尖沙咀文化區卻未能產生匯聚和融合效應？我們應否認真點查找當中的不足？加強團結　　另一方面，卻又偏偏不見政府在人的層面試圖推動任何匯聚和融合效應。元旦日市民又要上街示威，特區政府再三證明，原可坐下來討論的事，它硬要把人民逼上街始作罷。表達不滿便是噪音，要麼反對便來個一拍兩散，高官的狂妄自大催生了社會的戾氣。六個月的諮詢先改成六星期待公眾反對便改給三個月的恩惠但實際上已減了三個月的舊橋，一開始便沒誠意。至於每人兩分鐘去討論複雜的文化發展藍圖的諮詢大會，怎教人相信是認真的？官方回應仍是無實質，例如構思那四所博物館的隱形專家，至今仍未出現交代其研究資料和論據。難道又是要一句「信我啦！」搞掂？政府的構思貧弱單薄，緊隨政府意旨行事的發展商，他們向公眾交代無米炊的那些諮詢會，意義又有多大？　　建築師、測量師、工程師、學者、文化界人士不斷對西九龍作出批評及建議，相信不會全是無事生非之徒吧！高官何時願意放下傲氣騰出胸襟，學習團結大眾，聽一下專業的意見？西新界又如何？　　文化委員會兩年前的政策建議，雖然官民均反應冷淡，但其中一些原則如「以人為本」仍有相當意義。當然這個「人」不單是指發展商或閉門作主張的高官，而是每一位香港市民。究竟西九除吸引遊客和製造就業外，從文化角度實質而言，對每個港人有何具體意義？　　孫公「天下之大，豈止西九？」確是豪情壯語，但為何還是只談地產？文化發展須全面引動各方配合始能成效。關注全人參與文化藝術，便應跳出西九龍去想，何以巨大的資源只集中於西九龍？難道其他地區沒有其文化需要？可曾想過加強在市民生活空間中的文化體驗？畢竟在根基上培養健康的整體文化生態，最後也會令西九龍這文化結聚的平台得益。　　最近和朋友構思一個「西新界文化區」計劃。如果「以人為本」地回應社區以至個人的文化需要，而芸芸社區中，可能最需要文化藝術活動的不是西九龍而是被邊緣化的天水圍。透過文化藝術活動，可協助建立社群的自我身份形象、塑造自豪感和地方認同；透過社區藝術活動，可連繫居民、表達分享共同價值和期盼；從創作活動中，可找到表達自我、發洩重整情緒的途徑……我們要用新眼光看文化藝術，除了用來「提升」品味、吸引遊客和滿足世界級的虛榮外，還有很多實在的功能和意義。只要給天水圍等於用來清潔維修西九天幕的開支，已足以在社區文化層面令這些社區煥然一新。　　香港之大，又豈止西九？我們仍有連政府也承認效果不彰官辦文化機制，還有赤貧家庭子女沒錢參加課外文娛活動，還有多多文化活動卻沒有觀眾的情況，可否用新眼光，針對整體機制來認真的思維？

認清田北俊這類政客面目

2004-12-27T08:34:00.000-08:00

蘋果日報社評22004-12-27

印尼發生大地震，激發巨型海嘯，香港的地震海嘯也連場不斷。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口不擇言，指曾蔭權勾結大地產商，企圖得財團之助出任特首。為了補救形象，自由黨宣布參加反政客的元旦遊行，並想夥拍證券和期貨職工總會，但證券期貨界表明不想太政治化。

自由黨自稱為「反分化」而遊行，主席田北俊卻是分化社會的能手。他出言污詆曾蔭權，不論出於甚麼個人恩怨，還是他們兩人的事，但田北俊還斷言公務員不能當特首，暗示每一個公務員像曾蔭權一樣，都缺乏人格操守，都會跟地產商財團勾結出賣港人利益。田北俊的言論如果成立，港人又怎能再信任公務員隊伍？

田北俊自己難道又是一位有獨立思考、不受政經勢力左右的清高之士嗎？不。香港人看到的是，此人長期聽從北京當局唆擺指揮，是工商界中親北京的前線人物。即使是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田北俊也是上訪北京、會見港澳辦主任廖暉之後，才回港對董建華狠狠地插了一刀的，沒有北京的指示，田北俊沒有這個膽量，當立法會選舉完成，同一個田北俊又向北京邀功，指使董班子恢復立法二十三條。

田北俊這類投機政客，才是分化香港的麻煩製造者。

香港人會認住「田少」的真面目，下次用選票表達自己的態度。董建華也厭惡他的投機，以罕見的快速反應否決田北俊要求恢復二十三條立法的要求。田北俊現又將矛頭指向曾蔭權和全體公務員，這個「破壞王」幾時才罷休？

香港市民應該識穿田北俊這一類政客的真面目，他們心目當中不會有港人的真正利益，只有他們自己的政治利益，在自以為順境時候就會飛揚跋扈，當形勢失利時就會惡形惡相。他們要參加遊行，是企圖盜竊港人歷次遊行所建立的成果，他們不為民主、自由、人權，只因為權力貪慾得不到滿足而發洩不忿。

懷念殖民地

2004-12-26T01:05:00.000-08:00

陶傑
200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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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英國殖民地的優越領導？誰不呢？

在殖民地時代，港督由外交部次官引薦，呈交外相批准。在英國人當中，如果真正是人才，誰都不太想當一個遠東殖民地的總督，因為遠東是化外之地、蠻夷之邦。西方是人類世界的核心，真正的精英如果有志從政，會從牛津到議會，一直走進唐寧街，這才是將來名字載入大英百科全書的一條正途。

因此，殖民地的港督，對於英國的精英，只是雞肋之職。誰會努力爭奪一根骨頭，為了骨頭，向英國首相打小報告，說這個對手與地產商勾結，那個「政敵」跟蘇共眼去眉來？

像港督這種職位，在外交部，誰有空，誰都能做，直到北方的那頭恐龍好似醒了過來，有怒吼和噴火的象，這才比較嚴肅地，找一個會騎馬、能使長矛的武士，騎上白馬去為帝國完成最後的使命。

這就是為甚麼當彭定康被委任為末代港督，他反而一臉委屈的理由。英國的傳媒都有點冷嘲熱諷：一個國會落選的保守黨主席，他的事業的下一站，竟然是那種地方？哈哈哈。當一個港大學生會主席，在畢業之後三年，出任觀塘一幢商業大廈的總看更，統領兩名清潔阿嬸、三名喀保安員，他會不被校友嘲笑一輩子嗎？

因此港督的薪金遠比英國首相高。殖民地的子民當然不會明白：「，首相係佢頂頭老細來個喎」，不錯，但這世界除了錢，還有一樣，叫做地位和尊嚴。港督的薪金比首相高，因為一旦去了遠東，西敏寺的權力殿堂，此生將此路不通，一顆受屈辱的心是需要補償的。

因此港督和英國高官在殖民地，必須與土人保持利益和感情的距離。不要忘記，不論多有錢的商人，只不過是一名土豪。階級、膚色、文化之差，決定了先天的優劣。這是殖民主義的理論基礎，因此，高官任滿，即刻乘郵輪回倫敦，船票由英女皇發給。

留下來，為地產商服務，還要爭論多久的「過冷河」？ Come on 。正如萬一霍啟剛宣布他下月竟然迎娶一個菲傭，新娘芳名瑪麗安，大家猜，會有甚麼樣的社會效應？

殖民主義是一種可行的理論，就是因為這幾條理由。歷史的事實後來證明：一些地方，一些民族，讓他們自己作主人，他們真的是不會 Handle 的。貪婪、自私、短視、小家氣，他們如果沒有這等先天的結構盲點，兩百年前就根本不會任由所謂的列強來宰割。

探討下去，就比較玄了。曾蔭權很煩惱，不錯，但他是英國人， Supposed 。但為甚麼他領受了爵士勳章，不也馬上乘郵輪回英國呢？

鬼打鬼

2004-12-26T01:01:00.000-08:00

陶傑
200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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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左仔，有時比特區的土共更加討厭，這是有點國際視野的人都會承認的事實。

特區土共（簡稱特土）的狂野，是出於無知。他們因教育所限，幾十年活在毛澤東發明的教條，有黨性，沒人性，一張臉繃得像石膏一樣緊，到處都嗅到鬥爭的血腥。

想避開特土滋擾，許多人會移民美加，但這幾年不對頭，他們發現新大陸日漸成為美左的天下。

美左最初打「種族平等」、「反性別歧視」、「愛護黑人和同性戀者」的旗號，到處抗議興訟，所謂挑戰建制。他們發明一個詞彙叫政治正確︱︱意思是消除一切「歧視」的意識，例如字面上明明是「傷殘」，一定要改稱「傷健」；「老人」改稱「長者」。不可以叫「肥佬」，要改稱「體型在垂直上受挑戰人士」（ Vertically-challenged ）。他們然後在神話宗教掀起一場「文革」，例如：白雪公主的童話教壞小孩，因為七個小矮人是嘲笑的對象；舊約聖經的耶和華有大男人主義色彩，還有，為甚麼英文的 History 是男性的 His 開頭，為甚麼不改叫 Herstory ？

美左的政治正確派，最近圍攻聖誕節，認為聖誕節對非耶教的伊斯蘭教徒、中國人和其他有色人種不敬（他們不知道，伊斯蘭教之中只有拉登一類的瘋子才反聖誕；而中國大陸到處都張燈結綵，中國人驕傲地認為慶祝聖誕是與國際接軌）。皇帝不急太監急地，他們反對平安夜唱聖詩，主張把 Christmas 這個字改稱「冬節」（ Winterval ），聖誕樹改稱為「假期樹」（ Holiday Trees ）。
紀念耶穌，是弘揚愛心，照美左這樣的胡混邏輯，聖誕只許成為一個消費節。不過幸好今年大選，布殊連任，共和黨控制了國會，美左們被摑了一記耳光，氣燄受挫，今年歐美的國民勇敢地向美左們宣戰，大聲說：不是「耶誕」，是聖誕。

而特區呢？美左的所謂政治正確病毒也感染了此地的社工界和許多壓力團體。他們潛伏在「平機會」和老人貧民福利一類組織。最新的形勢是：社工組織跟特土們兩派幹上了。形同以毒攻毒：新左仔鬥爭土共老左，而這，當然是天大的好事。

而你和我，身為所謂中產階級，正好買一包爆穀，伸腿看好戲，而且繼續支持布殊，繼續說：死肥佬、矮冬瓜，繼續歧視低能和愚蠢的人，繼續不理會那四十五秒的《心繫家國》和追捧荷里活西片，而且說一聲：聖誕快樂。

傳媒報道領匯的反省

2004-12-25T19:47:00.000-08:00

高志堅明報 2004-12-25

　領匯能否上市一事，在上周可謂峰迴路轉。香港的傳播媒介在這十天內，每天都在追逐領匯的發展，忙得不可開交。

　在領匯擱置上市蓋棺定論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馬時亨說，事件令很多人利益受損，難免有點情緒化。筆者事後孔明，覺得香港傳媒在這次事件中，確實有點情緒化，當大家聽見鄭經翰議員協助兩名公屋居民提出司法覆核後，傳媒立即指他為了撈政治油水，罔顧五十一萬名認購者的利益。多份報章都以「幕後黑手」來形容鄭經翰及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代表張文慧，立場如何早已清楚不過。

　大部分報章的社評在期間都指出，領匯官司令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損。但事實是否真的這樣呢﹖就這一點，連政府官員的言論也前後矛盾。特首董建華在終審法院決定是否接受房委會縮短盧少蘭上訴期限前夕，高調表示領匯事件過分政治化，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董的說話言猶在耳，但兩天之後，當終審法院拒絕了縮短上訴期限，政府要開始找下台階時，財政司長唐英年即說，領匯即使擱置上市，也不會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構成影響。只相差四十小時，董與唐的言論已如同南轅北轍。

　上周有報章亦在新聞版大字標題，指領匯若取消上市，會引起天文數字的索償。相信大家現時都清楚知道，領匯在臨掛牌前取消上市計劃，認購的人只能收回認購款項，完全沒有依據索償。有報章作出這樣的報道，極有可能是有官員急於求成，四處散播不盡不實的言論。

　筆者加入新聞界十多年，與不少政府高官打過交道，包括筆者在內的新聞工作者，一向都會以官員所說的為圭，相信他們所說的東西定有事實根據。可惜在今次領匯事件中，政府為求向法院施壓及爭取輿論支持，可以作出不負責任的言論。經此一役，新聞界確要好好反省如何處理來自政府的消息。

領匯事件港府三大錯誤

2004-12-25T19:32:00.000-08:00

張達明明報

2004-12-24

領匯未能如期上市，問題並非在於有人提出司法覆核及堅持上訴，乃在於港府連番犯錯，主要錯誤有三方面：

未作有效風險管理

第一，上市前未作有效風險管理。筆者一直認為房委會將商場資產私有化及透過領匯上市集資並沒有違反《房屋條例》，政府日前透露，房委會事前亦曾徵詢本地及海外資深大律師意見，結論同樣支持其行動合法。但就風險管理而言，問題並不在於法律意見的結論，乃在於房委會所得的法律意見有否顯示上市合法性可能存在法律爭議。政府近日一再強調兩級法院4位法官均一致裁定上市合法，但卻沒有同時指出他們亦一致認同法庭應批出司法覆核許可，表示當中存有可爭議的法律觀點，而夏正民法官更用有「很強的爭辯理由」來形容，並指出「房委會在沒有更穩固的立法基礎的保障下開展這麼龐大的商業資產私有化計劃，本席只可形容為『大膽』(bold)」。

根據上訴庭判辭，代表房委會的資深大律師也不質疑私有化計劃與合法性問題存有一定的法律爭議。從房委會事前隆而重之地分別徵詢本地及海外資深大律師的意見可看出，似乎當局也明白當中可能存有法律爭議。遺憾的是當局事前並未作任何風險管理，即使到現在似乎仍否認風險管理的需要。

風險管理措施可有不同方案。最理想當然是透過立法堵塞有關《房屋條例》第4條帶來的法律爭議。若政府認為立法在政治或時間上不可行，另一減低風險的措施是作出適當的風險披露，並先將商場停車場資產轉移給領匯的決定及行動在上市前3個月實行及公開，以阻截上市前司法覆核的進行。因為一般來說，若司法覆核在被挑戰的有關決定作出後3個月才提出，法庭會基於延誤的原因拒絕發出司法覆核許可。

在此筆者需要澄清一事實，財政司長日前指出私有化計劃已在年多前作出，故批評有人利用港人尊重法治，刻意延誤司法覆核的申請。司長此番言論似乎罔顧事實及法律，且不尊重法庭的裁決。根據法庭判辭，房委會年多前開始的行動及決定，都只是「原則性」或初步的措施，在法律上並不構成「公法」認可的可被挑戰的決定。若兩位公屋居民在當時入稟司法覆核，反而是濫用司法程序。

真正可被挑戰的資產私有化決定是於04年11月19日才作出，並於04年11月25日首次公開。如此所述，若房委會將有關決定提前3個月作出及公開，便可有效地減低上市前才被司法覆核挑戰的風險。

未披露訴訟風險

第二，未有作出訴訟風險的披露。這錯失可說是最明顯及嚴重的，亦是令領匯無法如期上市的最主要原因。筆者起初亦被政府發放的言論誤導，以為房委會接受公開認購前真的無法知悉有人提出司法覆核的可能。但日前翻查報章，才發覺在12月4日《蘋果日報》已用顯著篇幅報道立法會議員鄭經翰先生正聯絡公屋居民，準備提出司法覆核，阻止領匯上市。領匯於兩天後(即12月6日)才接受公開認購，任何有處理上市經驗的機構負責人或其律師，都不可能對該報道置若罔聞，無動於中。適當的做法是將認購行動推遲，以重新評估形勢。另一做法是立即印發補充聲明，夾附於招股書中，披露有關的可能訴訟，並同時解釋房委會就私有化計劃的合法性所獲得的法律意見，讓準備認購者及保薦人等自行決定是否仍參與上市計劃。

若當日房委會在接受認購前作出該補充聲明，上市前又獲兩級法院一致肯定計劃的合法性，領匯應可如期上市。但因為房委會沒有披露該可能訴訟，在法律上便可能要承擔任何因訴訟帶來的損失(包括因訴訟未完結前產生的不明朗情而令股價受挫的損失)，因此它必須在上市徹底解決有關訴訟，以免遭索償。

訴訟開始後執迷不悟

第三，訴訟開始後執迷不悟，走向極端。如前所述，若房委會在接受認購前作出適當披露，即使未能就訴訟結果做到「零風險」，領匯仍可如期上市。但既然遺漏披露已成事實，它便應知道根據現有法律程序，根本沒有可能在上市前完成所有訴訟及上訴程序，以達至「零風險」要求。在這情下，港府應懸崖勒馬，盡快擱置上市，以待訴訟完結後才東山再起。基於突如其來的訴訟或其他政治或經濟轉變而臨時推遲上市計劃在海內外金融市場屢見不鮮，但偏偏政府硬要將領匯能否如期上市與本港金融地位掛，上綱上線地對訴訟申請人及其支持者口誅筆伐，扣上損害全港市民利益的帽子，用盡一切手段意圖扼殺有關公屋居民的上訴權，包括提出資助盧婆婆的上訴費用以換取她放棄上訴至終院的承諾，在明顯地違反《終審法院條例》第24條的規定下仍強行要求終院縮短上訴期限，衝擊本港法治。

律政司長日前撰文，援引兩宗英國上議院案例以支持房委會要求法院「縮短上訴限期及盡快進行聆訊」的「非典型」做法，更有混淆視聽之嫌。該兩宗案例只涉及法院在與訟雙方同意下加快處理上訴聆訊，與法律界及公眾對房委會單方面要求法院縮短與訟人的上訴限期的批評，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司長另外替政府與房委會劃清界線的言論，筆者也未敢苟同。過往房委會由非官方人士擔任主席，還勉強可說成是獨立於政府，但根據政府02年6月發表的《公營房屋架構檢討報告書》建議，房屋事務只應由「單一組織統領」及「只應有單一的發言人」，「在問責制下，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成為負責香港整體房屋事務的主要官員」。經03年3月修訂《房屋條例》後，房委會正副主席由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及房屋署長分別擔任，而政府官方網頁亦將房委會列入「政府部門」而非「有關機構」。在過去兩星期代表房委會發言的均是政府官員，現在律政司長卻突然說「政府自事件伊始均尊重房委會的獨立自主權」，實有推卸責任之嫌。

執筆至此，筆者亦自覺對政府的批評頗為強烈，所謂愛之心，責之切，特別是不希望政府到今時今日仍不斷推卸責任，將擱置領匯上市的決定歸咎於訴訟申請人或其「幕後黑手」。事實上，這次訴訟有助釐清房委會商場資產私有化合法性的法律爭議，對港府而言乃變相的祝福。

試想想，若沒有這次司法覆核，領匯在港府沒有作出有關的風險披露的情下如期上市，國際「炒家」日後便有機可乘，將領匯股價推高後拋空，安排一位股票持有人以民事程序入稟法院(民事訴訟一般有6年時間提出)，要求法院宣布私有化計劃違反《房屋條例》第4條，並將領匯擁有的資產歸還房委會。該訴訟最終能否成功無關痛癢，只要國際「炒家」展示資深大律師的意見指出訴訟有合理的爭辯理由，並引述英國上議院法院在1991年裁定英國市政府在80年代參與的一系列掉期息率協議(interestswapagreement)違法及無效的慘痛教訓(Hazell v Hammersmith and Fulham London Borough Council〔1992〕2AC1)，相信領匯股價必應聲下滑。屆時港府便可能要面對因為它未作風險披露而引致投資者損失的巨額索償，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亦會受損。

最後筆者謹希望港府能遵照胡錦濤主席的訓勉，「總結經驗，查找不足，不斷提高施政能力和管治水平」。

香港的營商環境終於接近國際水平

2004-12-24T20:38:00.000-08:00

梁文道明報

從紅灣半島到領匯事件，很多高官、商人、學者、評論人與主流傳媒等看起來很有國際視野，也應該很有國際視野的人士和機構，都大力宣揚一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損害，香港優秀的營商環境轉差的論調。但只要看看近日國際傳媒的報道和評論，就會發現跟本地精英的說法有很大差異，「國際人士」就算不是正面，也是以一種相當持平的態度來看這系列事件。所謂「營商環境惡化」到底是我們自己杞人憂天，還是我們對於營商環境好壞的理解，與外國有一段差距呢？

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一向以敢言著稱，言論往往相當驚人。他回應紅灣半島事件時，說這種以民意壓迫地產商低頭的手法，恰好顯示出香港愈來愈重分配而不重創富，而民主黨派挾持民意正使香港經濟走向衰亡。他甚至還宣稱「香港是全中國最共產的地方」，這番話是「營商環境惡化」說的最激烈表達。

營商環境好壞是觀點問題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的許寶強教授在上周一個論壇裏說得好，所謂營商環境的好壞，其實是一個觀點的問題。同樣的營商環境，對不同位置不同階層的人而言，其好壞優劣是完全不同的。舉個例子，97前的香港營商環境人人稱善，但是從世界各地的電訊業者來看，由英國大東電報局壟斷的香港又是不是一個理想的營商環境呢？今天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在未經充分研究論證的情况底下，硬是要交給單一地產商發展，這樣的香港對中小型地產商和其他國際性的文娛工業機構來講，又是不是一個有充分競爭可能的理想營商環境呢？陳啟宗先生不也反對過西九計劃的單一財團發展方案嗎？同樣地，領匯不能如期順利上市，對很多投資者來講是個噩耗，但是對於現時正在眾多公屋商場艱苦經營的小商戶而言，這豈不是個不用擔心加舖租的良好營商環境嗎？

其實，無論以任何標準而言，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親商的城市。對於某些領域的大商家，香港自英國殖民地時期開始就一直在「積極不干預」的面具底下，給予傾斜的優厚對待。銀行、地產、碼頭與能源等行業，有很多年完全不用受到外來競爭者的威脅。

此外，為了鞏固統治，港英殖民地政府一直籠絡着商界「精英」，讓英資財團在行政局裏直接擁有議席，又讓許多商人和與他們利益攸關的專業人士進入各種諮詢架構。

巨富隱性影響力遠勝小市民

回歸之後，商人巨富非制度化的隱性影響力更是大增，他們不止可以和特區政府保持密切關係，甚至還有各種渠道上達中央。

今天大家都說領匯上不了市，房委會有破產之憂。但房委會財政危機的直接原因，豈不正是政府停售居屋？而停售居屋這個決定，與其說是一眾「負資產」小業主的壓力所致，倒不如說是來自發展商的影響。因為比起大商家，一般香港市民在政治上的能量其實相當有限。

很多人都贊同陳啟宗的講法，認為今天的香港太過強調財富的分配。其實大家感到的「太過」，只是因為過去的香港太過不注重資源的再分配，今日香港面對的困境，也與昔日各項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健全有關。舉個例子，直到公元兩千年的12月以前，香港都沒有法定的退休保障計劃，這固然節省了過去的營商成本，但也導致今日退休人口必須依賴其他福利計劃來維持生計。如今許多中年低技術性工作人口，因為經濟轉型而陷入永遠喪失工作機會的危機，是否又和往日普及教育來得太晚有關呢？且莫論我們受過大專教育人口的比例，要比東亞很多發達地區來得低。甚至在上個世紀末，也只有半數學童享有全日制的小學教育。香港普及的九年免費教育在1978年展開，小學六年的義務教育要在1971年才正式出現，而這一切都是在當年官方不情不願，社會各方施壓的情况下才獲得實施的。即使如此，現在還是有人懷念精英教育，卻不知我們教育質素的「下滑」(儘管是可爭議的)是和高等教育普及來得太晚太急有關，也不知龐大的待業人口及貧富差距也與往日過度強調精英的路線有關。

一說到香港的福利保障，論者就會舉公共房屋為例，說明香港政府厚待市民。1953年的石硤尾大火，被認為是香港公共房屋史的轉捩點。如果細心回顧當年的歷史，就會發現若不是這場大火，港英政府就無法克服商界的強硬反對態度，開始以公帑解決市民的住屋問題。從一開始，商界就不贊成任何形式的公共資助和社會福利，哪怕那些措施長遠而言有利於社會整體和營商環境。政府在大火之後，雖然開始規劃公共房屋安置日益增加的人口，但是對於市民的優質生活還是興趣不大。數十年來的各種福利及保障，政府也幾乎都是在不情不願的情况下推出。

終於到了今天，香港市民開始把財富分配等事關社會公正的議題擺上桌面，長久以來被寵壞的部分商界人士自然不習慣。盧少蘭女士以一人之力把龐大的領匯上市計劃搞垮，大家不去討論她的論據和公共財產私營化等更重大的課題，卻要狙擊誰是「幕後黑手」，徹底看不起這麼一個「普通師奶」。是不是忽略了在某個角度而言，盧女士其實是經過前「合一堂」社工的努力底下，成功「自我增權」的範例？同理，紅灣半島事件在陳啟宗先生的眼中，是末日天使吹起的第一響號角，但在大部分市民看來，卻是香港公民社會價值日趨健全平衡的象徵。

以陳啟宗先生深遠的美國背景，廣闊的國際視野，能不能猜想如果紅灣半島不在香港，而是在紐約或倫敦，事件會有何下場？答案不難猜到。紐約曾有樓房只是遮住了附近居民的陽光，而爆發重大示威迫使發展商讓步的例子。英國也有老建築被稍為更易門窗，就引起強烈社會運動的經驗。今天香港市民反對拆卸紅灣半島，不止沒有出現歐洲式的「佔屋行動」，甚至連遊行都還沒搞，只是一批小孩畫畫圖罷了。陳先生，你就受不了了嗎？今天香港的營商環境不是變壞了，只是整個社會比起以前更進步、更逼近國際上的現代價值。如果說香港是全中國最共產的地方，那只是因為今天的中國變得太不共產，拆樓逼遷要比什麼地方都容易。

政策拍板前應多討論求共識

2004-12-24T20:29:00.000-08:00

明報 2004-12-25 社評

最近一個月，香港社會掀起一浪接一浪的爭拗，從紅灣半島、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到領匯，連串風波都引起了不同意見的衝突和對抗。一群學者發表「聖誕宣言」，對領匯擱置上市引起的社會爭執，發出三項呼籲；兩位宗教領袖也分別發表聖誕文告，提出一連串政治道德和社會價值的問題，歸根究柢，就是政府的施政必須做到公正公義，以民為本。目前香港社會最需要的，是疏導各種偏激的情緒，並以理性的態度，討論擺在香港人面前的種種問題。政府掌握最多社會資源，能量亦最大，如果能夠以身作則，主動以開放的態度，多與社會各界(尤其是代表逾六成民意的民主派)，進行理性的討論，應有助在政策出台前，找到一個能為公眾接受的社會共識。

紅灣半島事件，發展商在強大的民意壓力下，取消拆建，令市民與發展商的矛盾得以緩和。但市民對政府遲鈍的反應，未能主動回應民意的質疑，及有效協調社會不同的利益矛盾而深感不滿；甚至對政客指控政府官員向發展商「輸送利益」的說法，依然半信半疑，這樣一來，政府的公正和公義就受到了質疑。

紅灣事件剛結朿，領匯風波接踵而來。在這場風波中，支持上訴人的政客及政府都受到了批評。上訴人在領匯公開招股結束前夕發難，令政府手足無措；而政府在上訴庭駁回原訴人的司法覆核後，要求終審法院縮短原訴人的上訴權期限至1天，亦被批評為不尊重終審上訴權利的行為，讓人感到社會和道德價值受到扭曲。

「聖誕宣言」指出領匯事件背後的社會責任，提出了4點批評。作為學者，他們以批判的眼光表達意見，無論同意他們的觀點與否，都可以透過討論各抒己見，求同存異。為了建立一個進步、寬容、公義與關懷的香港社會，他們向社會各界發出3點呼籲，所牽涉的施政原則和社會價值，其實帶有「回到根本」的意義。

第一，從促進社會和諧、共同承擔社會的角度，重新檢視長遠及可持續的公共房屋政策；

第二，透過理性和嚴肅的態度，辯論與衡量公共資產私有化的利益和可能帶來的弊端；

第三，正視目前社會不公平和貧富分化問題。

這3點呼籲，都是合理的政策考慮，符合香港整體的利益，值得政府和社會各界細心聆聽、積極回應。

國家主席胡錦濤本周一出席澳門回歸5周年的慶典時，對香港提出「三點希望」，要求香港特首及主要官員「認真回顧香港回歸7年多來實施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方針的歷程，總結經驗，查找不足，不斷提高施政能力和管治水平」。特首董建華應在明年1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全面回應市民、香港學者、宗教領袖以至國家主席的關注。

從形式到實質教育機會

2004-12-24T19:04:00.000-08:00

曾榮光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
高中教改的課程改革議題 —從形式到實質教育機會 (二之一)

文匯報 200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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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高中的兩層學制—中四、五與中六、七學制，混合了「學術—精英」與「職業—普及」兩種制度需要的元素。然而自1978年九年強迫教育實施以來，香港中四、五的課程與考核機制的發展取向，卻看不出有任何趨向於普及與包容的取向。

　在是次高中改革議論中，部分論者提出把高中學制改革與課程改革以斬件式分期施行。他們的理據主要是香港特區教師似不勝負荷於近年眾多的教改措施。首先筆者是同意近年教師工作壓力確實已到達危險的水平，而且這些壓力來源亦確實緣自近十年五花八門的教改措施。

教改措施實可分辨為兩大取向

　然而，我個人卻不敢苟同，把近年的教改措施不加分辨地混為一談。就我個人的分析，近年的教改措施實可分辨為兩大取向：其一，是以行政管理（以至企業管理）角度出發，強加諸於教育的一種，追求外顯指標的表現主義performitivity、強調品質監控與問責、及把教育商品化以至市場化的教育政策取向。

　其二，是由教育內在價值出發，追求均等教育機會，實現真實的終身學習authentic learning for life的政策取向。前者的教育政策取向，在近年明顯地佔據了香港教育政策議論的支配地位，這包括學校表現指標的訂立，質素保證視學、教師語文基準評核、校本管理條例、學校表現評量的公佈、學校自我評估機制的實施、學校增值資訊等系統的確立，學生基本能力的系統評估等。至於後者的教育政策取向，則包括取消升中機制中的學能測驗、把升中學能組別由五減至三組、及現時進行諮詢中的普及高中教育機會；很明顯後一類政策取向明顯地在近年教育政策議論中是處於次要及邊沿化的地位。

學生的學習完整性

　對以上兩種截然不同的教育政策取向不作本質性的區分而混淆在一起，並簡單地對高中改革措施加以斬件、分割，並建議分期推行，例如建議把「高初中五年課程用六年完成」或「行高中『二加一』課程方案」。這些論述不單只是政策分析上犯了錯誤，更嚴重的就是在實踐上，這些建議明顯地是把高中學生的學習完整性置諸不理，同時亦是對課程有機結構肆意地破壞；就此我們就有必要對高中學制改革與課程改革的關係，作更深入的探討。

　事實上，世界各國普及教育實踐經驗均顯示，普及教育的一個首要課題就是要照顧學能繁雜參差的學童的需要。更具體而言，就是要使不同學能、不同性向、以至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童，均能在普及教育下經歷「真實的學習」authentic learning；亦即能充分享用到實質的教育機會。這正是普及高中內課程改革的其中一個重要議題。

　另一個重要議題則是，普及高中課程相對於普及初中（以至小學）課程存在一個結構性的兩難，而必須加以平衡及調協。結構上高中課程及評核機制是要滿足兩種不同的制度需要。其一，它需要滿足為升讀大學的學童作準備，因此課程需要偏取向於學術、精專，以便篩選以至拔尖。其二，它又必須照顧以結業及就業為目的的學童，因此課程又有必要取向於職業導向、廣博和包容。根據這兩個普及高中課程的重要議題，我們就可以對現存高中（包括中四、五及中六、七）的現況、現時進行諮詢的改革建議、近日湧現的相關議論，逐一加以分析與理解。現行高中的兩層學制—中四、五與中六、七學制，明顯就混合了「學術—精英」與「職業—普及」兩種制度需要的元素，現行的中四、五學制是容納了本港百分之九十以上適齡學童就讀，故制度上可算是一普及和包容（包容不同學能與性向的學童）的學制，而現行中六、七學制則只為有志升讀大學的1/3適齡學童而設，課程與評核機制明顯是注重學術、精專與升學取向。

高中課程受學術、專科、精英取向支配

　然而，回顧自1978年實行九年強迫教育實施以來，香港中四、五的課程與考核機制的發展取向，卻看不出有任何趨向普及與包容的取向，唯一可以見證得到的就是一種不受控制的科目繁衍proliferation of subjects。這可證之於考試局年報資料。據1978年的年報，香港中學會考共開設了31科目供82613名學校考生報考；至2002年考評局年報，香港中學會考共開設46科目供90297名學校考生報考。從以上資料可得知中學會考科目在過去二十四年增加了48.4%，考生人數只增加9.3％。再者，若我們考察2002年各科應考日校考生的分佈，便會發現，應考生少於總應考人數5％的科目共有28科，佔全數科目的61％。若我們進一步檢視這28科是那些科目，就會發現它們大部分是一些跨學科、非學術或職業導向的科目。另一方面，最多考生應考的十科則全部屬於傳統的單一學科的學術性科目。簡言之，中學會考的課程與考核機制始終是受學術、精專的取向所支配。若把會考課程與考核機制這種偏向於學術、精專的現況結合到高考（AL）那種為升讀大學作準備的更學術、精專的課程與考核機制；我們就不難察覺，現行整個高中課程明顯是受學術、專科、精英取向的支配。

滿足升學篩選以至拔尖的需要

　據此，評核現時進行諮詢的高中課改建議的主要標準就應該是：有關建議是否能改變現時在高中課程及評核機制中，學術、專科、精英的支配性，以建構一個能包容各種不同學能、性向的高中生的課程與評核機制，使他們能實質地享用得到給予他們的高中教育機會；這樣一個機制更需要同時滿足升學篩選以至拔尖的需要及為一般學生就業作準備的要求。

　把這些高中課改的議題及評核標準，對照於諮詢中的課改建議，我們就明顯察覺到，這些建議遠遠未能完成它理應達成的任務。支持我的論斷的第一個理據就是，現行建議高中開設的24個科目，雖然包括有部分非傳統學術專科的科目，並加入所謂「職業導向教育」的單元；但建議中的課程結構卻完全沒有任何機制協助這些非傳統學術專科的科目，在現行的一種以學術、精專為主導的課程脈絡與文化中確立其認受性。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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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形式到實質教育機會高中教改的課程改革議題 (二之二)
文匯報 2004-12-25

　事實上，就建議中的學生選科機制中，我們見到的卻是這些非傳統學術專科的科目的生存空間，可能受到極大的壓縮；因為在建議中的選科制度中，高中生被規定必修四個核心科，並只可選修二至三科；換言之，非核心科的二十科就只可以在僅餘的二至三個選修科中爭取生存空間。可以想像那些非傳統學術專科的科目，要與理、化、生、史、地、經濟等傳統專科競逐僅餘的二至三個選修科的生存空間，又談何容易？再者，多位中學校長向筆者指出，在現時被市場競爭主導的中一選校機制下，每一所中學的開設的高中科目，就必然成為家長（消費者）選校的主要市場訊息market signals；因此，中學在高中開設「職業導向」科目的後果，就必然被那些冀希孩子升讀大學的家長所離棄；試想像又有那些校長（學校的CEO）願意承擔這種市場風險呢？

兼容及識別能力

　我質疑課改建議成效的第二個論證，就是建基我對建議中學科的課程內容及評核機制的兼容及識別能力accommodating and discriminating capacities。雖然現時建議中的24科的課程內容與考核機制仍然處於初階的大綱階段。但從已有的訊息中，已足夠我們質疑它們是否有足夠的包容性及綜合性以應付極其繁雜不一的普及高中學生的學能與性向；同時又能精確地識別出學生的能力，以作為升學篩選之用。這現象在一些必修科尤其明顯，因為在這些科目內學生不論學能與性向均無可逃避地必要修讀，因此其課程內容的包容性及綜合性就更為重要。例如數學科，它在課程內容上需要兼容會考中的數學科、附加數學科、高級補充課程（AS）中的數學、統計學與應用數學、以及高級程度（AL）中的純粹數學與應用數學；同時它在評核上需要能識別出一般會考數學科考生的能力以至另一端部分升讀大學的數學尖子的能力。又例如新建議的英文科，在課程內容上就需要兼容會考課程甲、課程乙的英文科，以及AS的英語運用科；在評核上就更須辨別結業就業考生的一般英語水平以至另一端那些需要以英語進行學術性學習的升讀大學的高中生。

應試主導的意識形態

　以上的兩個論證旨在說明普及高中學制改革下，課程改革的艱巨任務，因為它有必要在整體課程上現實一種均衡和綜合性（提供多元化學科），在個別學科內也需要實現一種包容但又能識別不同學能的學生的功能。但若要實現以上兩項任務，除了政策設計上的考慮與策劃外，更重要的是要針對現存的兩層制高中學制中，在結構與文化上彌漫的一種精英、學術專科及應試主導的意識形態。據此，可以預見高中課改是一項艱巨而重要的工作，實有賴香港社會及教育界的集體智慧 collective intelligence。亦因此，我實有必須對今日湧現的一些有關課改的議論加以批判。

斬件、分割式的處理方法

　首先，近日環繞高中教改建議的討論中，不少論者均對高中學制改革與課程改革提出斬件、分割式的處理方法，並建議「學制改革先行，課程改革放緩」、「高初中五年課程用六年完成」、「行高中『二加一』課程方案」。這些建議基本上是建基在良好意願，如「教師工作壓力」、「家長有白老鼠的恐懼」等。但若接受上文有關普及高中教育學制改革與課程改革之間的有機組合，及從高中學生「真實學習」及「實質教育機會」這些根本考慮出發；以上的斬件建議，就只會為整個高中改革建議造成學制結構與學習內容的錯配，對一般普通學能與尖子學生均造成學習上的障礙，更重要的是使他們無法把「形式上的均等高中教育機會」轉化為「實質性的教育機會」。

悲觀或嘲諷的論調

　此外，近日亦有論者對高中教改、特別是課改，悲觀或嘲諷地評為「多讀一年，對於家長、學校以至於學生本身皆是痛苦的事」、「只是兩年監分三年坐」。作為教育工作者，本人對這種消極的言論，實無法苟同。無可否認自1978年九年強迫教育實施以來，香港政府對學能落後及弱勢學生的照顧是極不足夠，致令他們無法充分利用形式上給予他們的就學機會；但問題卻是我們不應就簡單地接受這個「扭曲」的現況，而嘲諷地否定普及三年高中教育的政策措施；相反我們更應積極地迎接這個改革，但卻要努力地爭取使它成為特區政府下一代享用十二年實質均等教育機會的突破點。

　最後，亦有論者把是次課改評為「『均貧教育』的肇始」，「既培養不到尖子亦照顧不到後進生」，但根據我以上的分析，這種論述基本上把改革議題與改革效果混淆起來。就現階段的課改進度，「均貧教育」不應消極地說成為否定高中改革的藉口，它應積極地界定為高中改革的一個重要議題，並加以面對和處理。

（全文完）

官商勾結百年史

2004-12-18T17:32:00.000-08:00

梁文道

蘋果日報2004-12-19

顧汝德（Leo F. Goodstadt），人稱「魔僧」。因為在港英的最後日子裏，他坐鎮中央政策組，制定政治策略，伴隨港督彭定康左右運籌帷幄操控傳媒心戰，一副深藏不露的樣子，頗有武俠小說裏番邦國師法王之風。在香港這塊沒見過多少頂級政治家的地方，尤其是百姓深受特區政府袞袞諸公之苦的今天，肥彭這末代港督已成傳說。而顧汝德是肥彭傳說裏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

有朋友當年曾在往英國的航班上遇到顧汝德，下機之後數小時內又正好碰上他，地點在倫敦有名的學術書店，見他老僧入定般地閱覽最新社會科學出版物。朋友很感慨：「你看，人家的級數就是不一樣，才下飛機回老家，立刻就到書店看書，看的還是硬邦邦的東西。我們的官員有空翻翻流行小說就不錯了，更用不談他們放假的第一天會去跑書店打書釘。他們有假多半去泡Spa或打高爾夫，大吃大喝吧。」

其實顧汝德除了做過政治顧問、商業顧問，還是資深的傳媒人，此外還不斷做學術研究出版論文。《香港政經》（Uneasy Partners）就是他的最新作品，正如它的副題談的是「香港公眾利益與私家利潤之間的衝突」。在今天紅灣半島和西九龍文娛區事件此起彼落，「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等論調高唱入雲，大商家痛斥香港老百姓太共產之際，這本書來得正是時候。

有些傳媒行家抱怨這本書沒有爆甚麼料，滿足不了大家對魔僧的好奇心。其實如果撇開這層心障，就書論書，《香港政經》寫得實在非常出色。顧汝德分析了香港政治和大財團及商界精英之間愛恨交纏的關係，述說了港英政權與英資財團的勾結到華商興起操控特區政府的歷史始末，有理論框架有事實資料。對專業讀者而言，就算不是全都發人所未發，它也有獨到的觀察；於一般讀者來說，這本書更是新鮮。如「精英」等於商界的奇怪等式，「積極不干預」的神話，上海華商和紡織品配額的關係，顧汝德這前政府核心都談得頭頭是道。

但我們還是很難忘記作者的背景，因此有時看他痛陳港英施政方式的結構問題，不免會想那你當時做了些甚麼。而在他描述港英最後漸有改善重視民意的時候，又忍不住懷疑這是不是種自我解釋。說起來，劉兆佳這大智囊不也本是一流學者嗎？他退休之後又會寫本怎麼樣的書呢？

公民運動與媒體革命

2004-12-15T19:18:00.000-08:00

林藹雲
明報2004-12-16

龍應台在上星期的明報上呼喚公民運動的開展，指出只有透過公民的積極參與「鬱結的負面情緒」才能轉化為「社會進步的正面能量」。雖然她主要在討論西九龍問題，但她所提出的社會政治文化發展方向，正道出獨立媒體 (香港)(Hong Kong In-Media )出現的脈絡，是一番很勉勵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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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media 公民運動的回應

In-media(www.inmediahk.net)這個網上媒體計劃是在今年七一遊行後的一個小型檢討會中提出的，有十多二十人出席，有民陣的成員、學院的教師、民間團體成員、文化和教育界的朋友等，而討論的主題是如何深化兩次七一後所引發的民間社會力量。正值當時商台事件熾熱，另類媒體實踐成為討論的焦點。會議後，與會者成立了一個五、六人的小組草擬In-media的計劃書，之後一面寫計劃書，一面學習國外另類媒體實踐經驗和理論，正值台灣《破報》老總黃孫權到港講學，從他身上又學到很多網上媒體的新技術與新文化，到現在，in-media已經試刊兩個月，透過小圈的宣傳，招了四十多個網上專欄作者(blogger)和民間記者(citizen re-porter)。可見In-media正在回應一個興起中的公民運動，兩次七一遊行都有幾十萬市民走出街上表示自己的不滿，當中有很多「鬱結的負面情緒」，不是簡單地可以透過遊行或投票而解開，需要有一種參與式民主的形式，讓公民塑造與介入社會的議題。其實在第一次七一遊行之後，網上已經出現了很多另類媒體，有的是政黨和政團與市民溝通的工具，有的是小社群式的言論空間，前者有一個很明顯的政治目的和主張，後者強調言論自由，但卻往往缺乏塑造社會議題的目標，亦缺乏持續性；第二次七一後組成的「人民廣播電台」可謂開創出一個既具有政治敏銳度、又持續的網上空間，但組織者亦同意他們的定位還是一個小眾的議政空間。而In-media則希望從這些經驗中開拓出一個多元普及的公共空間，鼓勵市民以批判、探索和建設性的態度介入和塑造公眾議題，把邊緣大眾所面對的處境，提升為公共的議題。理念既定，問題是如何營造一個參與和介入的渠道和空間。在《破報》黃孫權和其他朋友的引介下，我們參考了歐美網上日誌式或部落格媒體(Blogger journalism)和南韓Ohmynews的市民記者運動。

香港部落格文化滯後

部落格這個形式早在1999年就開始透過Google旗下的weblog公司而普及；直到2001年，美國911事件後，成為了一股新興的媒體力量；部落格的文化把新聞學Journalism帶回到它的最根本意義，即以日記的形式呈現每日發生的事情(journal)。傳統的學院新聞學一般認為，記者可以透過專業的操守、客觀的報道來呈現一個更「完整」或真實的社會，並捕捉社會上新鮮、有價值和公共的議題，網誌新聞則強調主觀情緒，新聞製作的過程，認為個人的感受、價值和經驗都是公眾議題，透過書寫人們可以進行主體間(inter-subjective)的對話。部落格文化的動力來自基進的個人主義，在網絡世界中形成了分散的力量，近年網絡活躍分子最大的宏願就是要發展一些社會性軟件(如RSS)以凝聚這些分散的個體力量。近年，部落格的影響力愈來愈大，歐美很多主流媒體(如英國的Guardian，美國的CNN和法國的LeMonde)反而要利用這種形式去吸引讀者，要求記者要在網上開自己的部落格。香港部落格的文化非常滯後，只有一少撮部落族(blogger)在自己的格中默默地筆耕，而記者寫部落格的更絕無僅有，所以In-media一開始進入這個部落文化圈，很快就引來一陣回響，現在有很多部落族都加入到我們的專欄區中，在未來in-media會以RSS的工具與他們的部落格串連起來。由於部落格文化的動力是來自個人，要鼓勵個人介入公共空間和議題市民/民間記者的主體位置顯得更有力。南韓網上另類媒體Ohmynews(我的新聞)是全世界市民記者運動最成功的例子，這場媒體運動是南韓民主運動的延續。在民主黨派執政後，南韓民主運動面對的問題是如何發展公民社會，把民主變成生活的實踐而不是囿限於形式性的選舉制度，而Ohmynews成為這場公民運動的先驅。它於2000年成立，最初是由三位專業的新聞記者組成，但他們的志向卻是要打破新聞專業，希望每個市民都能成為記者，透過呈現社會，探索和建造社會價值。Ohmynews的理念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知識和經驗，而他們自己最有位置去報道和評論與自己相關的事情，並透過報道反省自己身邊的事物，把它們變成公共議題，以爭取改變。這是一種公民責任，亦是對自己生命的責任。目前，Ohmynews是南韓最大的網上媒體之一，有超過三十五名記者和接近兩萬名註冊的市民記者，每天有超過70%的報道是由市民記者提供。

提出民間記者概念

雖然香港的民主和市民運動傳統沒有南韓那麼強，但Ohmynews的議程正是In-media目標，所以我們開始構思如何把市民記者的運動納入In-media之中。而我們第一次公開提出民間記者這個概念是在十月份的一個關於媒體與公共空間的討論會上，當時記協會長張炳玲第一個反應是：那豈不是全民狗仔隊？另外，上月在牛棚書院的媒體與香港生活價值的討論會裏，民間記者的操守和可信性問題亦成為提問的重心。不過，前者提問的假設是專業記者具備專業操守，而民間記者

亦缺乏操守；後者一方面害怕In-media的組織者會以專業記者的一套方法去訓練民間記者，使他們假扮客觀，另一方面則認為要發展出另一套的新聞採訪倫理。經過幾個月的討論、DIY式的實驗和探索，我認為民間記者的倫理和實踐動力是出色的專業記者的必要條件，若香港的記者要挽回他們的專業操守和精神的話，記協應該鼓勵記者寫部落格和當民間記者，因為只有當專業記者能對自己負責、對公眾負責，而不是對公司權威、報紙銷量負責的時候，他們才能履行所謂的專業操守和精神。而民間記者的質素正如公民的質素一樣，要在實踐的過程中積累，從中涉及很複雜的文化習慣和價值問題，但In-media會積極參與和介入這個過程。正如龍應台講述自己在台北文化局的實踐經驗給我們的啟示，只有透過創造性的參與和實踐，才能有轉化的可能。

與其爭拗○七，不如公投西九

2004-12-15T18:23:00.000-08:00

王兼揚

信報2004-12-16

　　從前很多人說香港人對政治冷感。自從九七以來，社會無復回歸前的欣欣向榮，政府接二連三的施政失誤，民主化步伐、廿三條爭議等，令港人普遍比前關心社會事務，這是一個可喜現象，有人甚至笑說這是特區政府的少數「德政」。可是，至現時為止，社會的討論議題大都被主流傳媒領導，對每個題目都只有三分鐘熱度，過不了幾天大家的注意力便轉移到下一題材，完全談不上有深入的討論。傳媒和政客為了配合市場所需，也就不斷尋找和製造新話題。

　　誠然，一般人對時事接收的「頻譜」有限，要對每議題都有具深度的認識未免要求過高，但若繼續停留在此層面，市民的社會事務意識很難有進步。筆者有個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建議，或許有助打破此困局：各泛民主派應暫時放下○七○八普選的爭議，合力炮製一場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公投。

　　無論本港有多少人希望盡早實現雙普選，在人大釋法後○七○八似乎已是不可能的目標。莫說公投本身能否舉行及其認受性如何，很難想象就算舉辦民間公投可會產生任何實效。另一方面，政府現在推出的「西九」大計影響深遠，但民間意見憂心它變成一個「用廿三條方式推銷的數碼港」。

西九不涉政制敏感問題

　　廣大市民對文化發展問題不大了解，計劃涉及香港最後一片價值連城的臨港地段，究竟獨特的建築設計是否會自動變成文化沙漠中的綠洲，或者點綴新一代豪宅的前院，還是只會是象徵市民對特區政府「恨鐵不成鋼」的又一個紀念碑？這些問題絕對值得廣泛、深入討論，而不只是看看幾個精致華麗的設計模形。衝擊「不可為而為」的○七○八公投禁區，只會繼續加深社會各界（包括泛民主派以內）的互相猜忌，甚至動搖市民對泛民主派的信任。倒不如集中政治、學界及傳媒力量，在「西九」上發揮公民社會的影響力，嘗試為市民做點實事，爭取一個為市民廣泛認同的方案。

　　作為香港歷史性首度全民公投的議題，由於「西九」不涉及政制敏感問題，中方能介入的口實相較「○七○八」遠遠為低。港人正可借此機會，測試中央政府對介入香港事務的克制能力，以及特區政府「想市民所想」的誠意。中央及特區政府官員不是常常嘗試提醒港人應關注經濟問題嗎？希望我們真正關注時他們都會加以協助及尊重我們的意願。甚至從非泛民主派人士的角度看，讓市民集中討論「西九」，暫時把敏感的政爭炸彈拆除，賺取時間為下一輪的作戰做準備，亦不失為策略上可考慮之計。

　　這也是一個大好機會去測試香港公民社會的成熟程度：究竟我們是否真的如特首夫人所說，只懂「投訴」，還是真有能力去了解社會事務，參與理性討論，以至能找到適合自己未來的路？換句話說，我們是否有能力港人治港？

　　當然，要長時間吸引市民大眾在一個議題上，必須要傳媒的配合；但要求以商業模式運作的傳媒每天都「翻炒」同樣的材料亦是不切實際的想法，故此需各黨派議員、學者和智庫共同努力，發掘有關議題的不同探討角度及資料，以滿足傳媒和公眾的胃口。

一個有趣的公民教育課

　　有人說政府及政客都常利用市民對政事不「長情」特性，在關鍵時刻利用新議題轉移視線，作為解決棘手問題的方法，多年前的一套美國電影《Wag the Dog 》就是以此題材發揮。雖然我相信香港政府沒有《Wag the Dog》裏的人物般狡猾及埋沒良心，但難保在未來兩三月內不會有其他公眾關注的事情。如果各界有心人士不盡力把市民的注意力扣緊在「西九」上，可能有機會讓政府含混過關。

　　一般的公民社會教育工作成效有限，因為形式傾向流於死板、說教。若果採取活動教學法，讓市民在了解和思考之餘有機會發揮一己的影響力，學習興趣必然大為提高，而在大部分市民都不會有機會直接參政的情況下，能夠參加公投算是一個不錯的實踐經驗。

　　作為教育議題，「西九」是一個極之理想的題目，因為它牽涉文化、經濟、土地政策、城市規劃、大財團、政府決策過程以至「估領袖」（下任特首爭逐戰）等十分有趣的題材，定有足夠內容供社會各界好好討論。依我看，這可會是一個歷史上最有趣的公民教育課

紅灣一役之後

2004-12-15T18:04:00.000-08:00

施永青中原集團主席
蘋果日報2004-12-16

紅灣半島的發展商，終於在社會壓力之下，宣布放棄原來的重建計劃。

這是社會最樂於看到的結果。發展商雖放棄了數以億計的潛在利潤，但保住了差點會失去的商譽。而環保團體則視今次為公民力量的勝利，香港社會的公民意識已因而被喚醒，資本家今後將不容為私利而任意破壞環境。

我個人認為，今次事件有這樣的結果，是特殊政治環境的產物，單純靠環保團體施壓，不足以令商人放棄這麼多的經濟利益。

發展商在公布棄拆聲明時強調：未有受到任何政治上的壓力，這反而予人此地無銀三百両的感覺。

政府或許沒有派官員直接向發展商說項，但有關官長早已言明，重建浪費資源，並不環保，且違發展大綱，不但須補地價，亦不可假設政府必定會批准，故發展商不可能不考慮有關部門的立場。

而最關鍵的，是中央政府極不想看到香港的反建制派又有機可乘；紅灣半島的問題不迅速解決，元旦大遊行勢必火上加油，特區政府不得不負起撲火的責任。發展商這樣聰明，對中央政府的取態不可能意識不到。因此，我認為今次發展商所受的壓力是全方位的。

環保團體今次雖然勝了一役，但這一役所產生的影響不可低估，它必然會引起對手的反撲。

香港雖然屬資本主義社會，但由於在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一直限制政黨發展，故資產階級在香港一直沒有組織起自己的政治力量。他們的利益，長期由港英政府代理，至英政府知道中國決心收回香港後，才容許各派在港的利益集團各自組黨。

然而，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的資本家仍不傾向去玩議會遊戲，由於肯付出的資源與他們在社會的得益根本微不足道，更遑論有人肯真的花精神時間赤膊跳上舞台。他們只是從投靠英國殖民政府，改為投靠中共中央政府，期望北京會繼續代理他們的利益。

誰知時代已變，香港已有民選的立法議會，而民間的公民意識亦極強烈，在傳媒的帶領下，港人已敢於站起來維護社會的整體利益。中央政府當然不可能動不動就出動解放軍，去維護香港資本家的利益。

在中央政府也得學習較為文明的政治遊戲方式時，香港的資本家如果仍停留在殖民地時代的思考方式，那他們在政治角力中，又怎能不成為被犧牲者？

我估計，紅灣半島事件，將令香港的資本家痛定思痛，於今後更積極參與香港的政治活動，投入比民生派多千百倍的資源，以重奪在資本主義社會該有的主導地位。

紅灣半島只是一件單一事件，已令資本家損失數以十億計；他們只要願意拿部份出來，就可找多幾個會說漂亮話的大狀，把自己的政黨打扮成人民利益的最佳代表者，並建立一個寫作班子，透過傳媒在輿論上發揮影響力。他們甚至可以組織大量人員打電話去烽煙節目，以保證自己的聲音不會只屬少數。

因此，反建制派不宜被勝利沖昏頭腦，只看到形勢發展的有利一面，而忘記了反作用力的存在。正如去年七一遊行引來了北京政府對香港更多的插手一樣，紅灣事件亦可以引來資本家投入更多的資源，在政治上進行反撲。港英時代留下來的法律，基本上是保護資本家利益的，資本家要重奪在社會上的主導權，並非沒有條件。紅灣事件的「圓滿」解決，只是鬥爭的開始，而非鬥爭的結束。

黨魁昏話一笑了之

2004-12-14T18:02:00.000-08:00

劉曉波

蘋果日報
2004-12-15

近一段時間，官方再次收緊言論，且來勢兇猛：中宣部根據胡錦濤的內部講話精神，在九月二十九日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接下發印有胡錦濤批示的紅頭文件，主要內容是加強對意識形態主導權的控制，決不手軟地打擊「自由化思潮」，並列出嚴禁擅自報道的二十九類事件。接，黨控媒體大批「新自由主義」和「公共知識分子」，並發出針對自由知識界的封殺令，點名封殺多位知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中宣部年年下發紅頭文件及其封殺令，大陸人已經見怪不怪了，這個意識形態衙門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是職業的言論殺手。然而，胡錦濤在紅頭文件上的批示：「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但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無疑讓國人和國際輿論大吃一驚，頓生匪夷所思之歎。

為了維持政治穩定和言論一律，黨魁號召全黨學習古巴和朝鮮，這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掌權史上，可謂史無前例。暴君毛澤東自視共產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當然領袖，怎麼可能向被他扶上極權寶座的金家政權靠攏；泱泱大國的極權者老毛，又怎麼可能把卡斯特羅治下的蕞爾小國古巴放在眼裏。

毛死後的二十多年的改革史上，即使在六四慘案後最嚴酷的時期，也沒有任何一個高官會想到學習朝鮮和古巴，更不要說向全黨提倡了。所以，胡的這段批示，大概只能落得各「空前絕後」的唯一。

以目前中國的現實和黨心民意而論，這樣的批示，真會讓國人頓失方向，包括中央高官和地方諸侯，大概也很難理解。金正日或卡斯特羅這兩張牌，除了基於外交上的地緣政治需要，特別是與美國周旋的需要，中共需要用經濟施捨來打打之外，兩極權國在大陸民間和中共黨內的評價中，皆是最失敗的國家。

在內政來說，兩國仍然奉行的那套殘暴的極權統治術，還用學嗎？直接回到毛時代就行了：今日金家政權，昔日毛家專政。對此，經歷過二十七年毛時代的國人，大都有深切的慘痛親歷。
那是限量供給和飢不果腹的極端經濟貧困，是運動不斷和殘酷鬥爭的極端政治恐怖，是個人崇拜狂熱和絕對思想專制──獨裁到靈魂的全面暴政時代──連夢都不敢做錯。

如今，好不容易走出毛時代的中國，有了市場，初嘗溫飽，甚至有了「半吊子自由」，為甚麼還要學習窮途末路的極為孤立的兩個極權小國？

更現實的問題是，以當下中國的複雜狀況而論，即使只眼於政治穩定，也根本學不了古巴和朝鮮。首先，從社會的角度講，大陸的經濟利益分化和價值觀念多元之勢，已經不可逆轉，官方意識形態灌輸也已經全無吸引力。

其次，從官方的角度講，官場腐敗的愈演愈烈，官員的毫無信念忠誠，和上下級關係的徹底功利化，把權力用於個人利益最大化，已經成為做官的主要驅動力。而執行封殺令，乃不得人心而又獲利甚少的「髒活」，沒有多少官員肯主動為之。

最後，從官民之間的關係的角度講，權力在官場而道義在民間的局面已經形成，「幹髒活」的官員，個個要遭到民間的唾棄，也就等於把自己釘上歷史的恥辱柱。基於此，這樣的文件、批示和禁令，只能以偷偷摸摸的方式作內部傳達，絕不敢在媒體上大肆宣揚。

向朝鮮和古巴看齊，剛剛走出飢不果腹時代的民間，不會答應；已經看到過極權大帝國瞬間坍塌的小康精英，不以為然；中共各級別的暴富權貴，也最多陽奉陰違。

中共黨魁的批示，類似昏話不在少數。但時代畢竟不同了，獨裁依舊而民眾再無愚忠。極權時代，老毛敢大言不慚地公開宣揚「十五年趕超英國」的昏話，也敢於公開滅絕政治異見，在實際效果上更搞得全國地覆天翻、民不聊生、冤獄遍地。

在後極權時代，從江澤民到胡錦濤，雖然也講過不少昏話，但早已沒有了公開宣揚的底氣，而只能在內部縮手縮腳地喊兩嗓子，表面上卻要大講「與時俱進」，甚至在西方國家的議會廳裏，也要公開張揚民主和人權的普世價值；打壓異見時，也只能採取類似「地下黨」的秘密方式，而不敢發動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的大批判，見了西方政要，也不得不賣個「人情」，釋放知名的「政治人質」。

所以，現在的中共黨魁說昏話，雖有「聖諭」之名，再無一言九鼎之實，特別是關於意識形態的昏話，黨魁幹叫，大家不動，甚至反彈。一陣風刮過，異見之草非但沒有除根，反而又長高的一點，雖然長的慢些，但也在一點點接近自由的天空。

所以，對此類昏話，大家已經提不起反感或憤怒的興致，有的只是蔑視和嘲諷。再回首時，如果還會被提起，大概只能淪為「新民謠」的素材，在飯局上作為佐餐調料，一笑了之。

作者為中國著名異見人士、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前講師，一九八九年參加北京學運被捕，九六年十月上書要求平反六四，被判勞教三年，出獄後一直從事自由寫作。

劉曉波前天被公安人員從北京家中帶走問話，估計與他批評中共領導人的言論有關。昨天已獲釋放。
本文是他出事前替本版寫的文章，內容正是批評中共總書記胡錦濤。

把台灣帶到何處去？

2004-12-12T18:56:00.000-08:00

邵宗海
明報2004-12-13

泛藍聯盟奪得114席成為國會多數黨，泛綠聯盟只有101席，與上屆相較，沒有成長的象。國際媒體用「統獨對決」形容這次選舉，北京學界則以選舉結果象徵台灣人民的「反對台獨」。其實，台灣立委選舉與總統大選的性質還是有所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走向的議題並不會絕對主導選舉的勝負。不過由於台灣獨特的政治環境與政治文化內涵，讓這次立委的選舉，還是染上了一些與統獨有關的色彩。

茲舉例一二說明如下：

第一，陳水扁選前鼓吹「新憲法運動」，期待在06年之前完成制憲程序，是希望以國會過半為前提。另外他自第二任開始，採取了一連串「本土化」與「去中國化」措施，加上選前要將外館與國營事業全面「正名台灣」的承諾，也需要民意支持來背書。但在陳水扁主導下的民進黨，並沒有在立委選舉中有大幅斬獲的成果出現。以立法院席次來說，結合台聯力量後並沒有過半當是民意反彈浮出水面的象。此外在面下有關民進黨本次得票率經過4年執政還是成長有限，則是另一種潛在的發展隱憂。

藍營佔多也不能阻台獨傾向

第二，標榜台獨正字標誌的台聯，雖然在選舉造勢拉出近20萬人前來支持「制憲」與「正名」的運動，看起來似乎有直迫民進黨取而代之為台灣深綠代言人。但大選結果則顯示它不但立委席次12席較上屆跌落一席，而且選民支持人數也比上屆下降5萬，只有75萬人。台聯主席黃主文辯稱這無關於該黨推動的國家認同運動。但仍然無法釋疑外界困惑的是：難道台聯4年來推動的台獨理念，再加上李登輝的全力拉抬，竟然沒有一點成長空間？這是否意味台灣人民在追求政黨輪替與社會變遷之時，並不涵蓋「國家認同」改變的背書？

第三，藍營勝利，固然標誌其政治主張的勝利，但仔細琢磨下，還是沒有看出是因為泛藍大陸政策突顯所致。在整個選舉裏，我們看到的是綠營不斷在主導議題，從「黨徽」到「正名」訴求，藍營則是一直被迫在因應綠營拋出來的燙手山芋。因此，泛藍在未來3年即使控制國會，到底會在「財經政策」上予以制衡，還是在「對外與大陸政策」上能予創新，恐怕相信後者的人士會失望更大。其實，過去4年半以來，藍營一直是國會的多數黨，但無法阻止陳水扁與泛綠聯盟的台獨傾向則也是事實。

其實，在台灣內部看這場立委選舉，關注未來台灣政治發展的層面會超越統獨爭議。台灣政局未來會是什麼樣的格局與走向，特別在07年下屆立委選舉將採「單選區二票制」之時，更讓台灣人民醒目。

綜觀這場立法選舉結果，有3項特色值得關心：

一、政黨對決壓縮了中間角色空間。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挾持高知名度且形象不錯的候選人，像施明德、許信良、鄭麗文、蘇盈貴、張溫鷹等均因為沒有政黨標誌而落選。即使像李敖這樣選前被認為具有吸票機功能的候選人，也只能在台北市吊車尾掛榜。當全台灣只有4名當選立委沒有黨籍時，說明了政黨對決將使無黨籍的優勢人才缺乏出頭的空間。二、藍綠對決讓中道聲音消失。選前許多選情評估專家都認為台灣除了藍綠之外，尚有第三股勢力或者溫和主張的空間存在。因此，像民進黨內有「孤鳥」自稱的沈富雄，自「台聯」退出的蘇盈貴，選擇離開民進黨的施明德與鄭麗文，都是被台灣社會肯定的溫和聲音。而且在選前他們的民調支持度也都相當高，結果他們全數因藍綠配票被排門外，而所謂中道選民均無法拯救他們。他們的失敗，到底是代表了台灣社會容納不下溫和聲音，還是說中道立場者沒有市場，恐怕在深思之後，還會引發對台灣會否更形二端化的隱憂。

中道聲音消失

三、這次是場沒有政見主軸的競爭，看到的只是藍綠雙方的主帥(台灣媒體稱之為天王)的叫囂與對抗。加上雙方在選前的配票指令毋庸置疑的破壞了民主政治應選賢與能的精神之外，整個選舉過程裏，又有一些「過度作秀」與「高喊搶救」的候選人在事後紛紛以高票當選，一時間真的無法讓選民體會出：是台灣民主政治開始墮落？還是「具有台灣特色的民主政治」開始抬頭？當藍營雀躍及綠營黯然之際，其實許多台灣知識分子還多了一份憂慮：就是這樣的選舉文化到底會把台灣帶到何處去？

西九項目—如何達致良好管治

2004-12-12T18:19:00.000-08:00

從上環海傍眺望對岸，可以見到一片黃土前面，豎立著「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英文譯名的鮮紅醒目的字樣，在不太藍的天空下，形成強烈的對比。吊詭的是，在立法會、專業人士、文化界、公民社會質疑政府沿用舊思維思考西九發展時，政務司司長撰文反駁，指批評項目的人士「如果不改變一下自己的思維，難免會摸不準、看不透。」

　　西九龍項目觀其規模、文化元素，的確是香港前所未有，政府、商界、民間也應用新思維去討論、辯證。但是，西九概念雖「新」，採取的發展模式—公私營機構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PPP）—卻是九十年代起世界公共服務提供和管理的大趨勢，不見得「新」。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今年七月在立法會解釋其「大市場、小政府」的管理概念時，提及西九龍發展將採取公私營合作模式，目的是希望「充份利用私營機構的靈活性及動力，為公營部門注入新意念和發展新的服務模式，以提供更具成本效益的服務。」套用在西九龍，即是政府批地，私營機構負責興建、營運，當中不涉及直接的公共支出。

ＰＰＰ是兩面刃

　　綜觀外地經驗，ＰＰＰ漸次成為經合組織國家推舉的公共服務管理模式—英國倫敦的大學學院醫院（UCL Hospital）重建和營運計劃、巴比肯藝術中心（Barbican Centre）都不同程度地採用ＰＰＰ。政府推廣ＰＰＰ的首要理由在於節省公帑，減少政府直接資助和管理基建營運和其他公共服務，其次是引入創意和市場導向的管理文化。但ＰＰＰ卻是兩面刃；它較難讓公眾包括議會監管，有可能造成漏洞，或在過分強調市場運作時，忽略了公眾利益（香港的私人參建居屋紅灣半島事件，可說是ＰＰＰ的反面教材）。故此，如何確保不同地方的政府，擁抱ＰＰＰ的同時，在設計和監管上，確保政府的良好管治，是聯合國、經合組織與及世界銀行關注的議題。

　　有鑑於此，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近期出版的《基建發展公私營合作的管治》＊指引列舉了五項準則，以供各地政府和議會檢視ＰＰＰ項目是否符合良好管治。香港在企業管治以至公共行政各個範疇，不時引英美例子，以國際為師，或許在如何確保西九這個特大ＰＰＰ項目，我們可以翻一翻聯合國歐經委的指引，看看西九是否「達標」。這五項原則包括：透明度（transparency）、公眾問責（public accountability）、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可持續發展及排解爭議的制度（dispute resolution）。

　　五大原則，以透明度為首。在保障投資者有合理回報的情況下，什麼才是可以合理的透明度？上述的聯合國指引指出，透明度包括：一、容許公平和廣泛競爭的投標制度；二、有足夠機制防止貪污或有可能涉及利益衝突的事情發生；三、由項目醞釀以至營運整個「生命周期」中，均考慮到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和意見。在西九龍的《邀請發展建議書》中，當局清楚列明項目的強制要求，項目審批的流程亦一目了然。但這些要求是如何達致？經過幾個不同時間、題目分散的諮詢活動後，如何作出構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一系列強制條件的結論？目前，公眾還未有足夠的資料作出理性的判斷。

　　另外，項目如大部分ＰＰＰ的做法一樣是自負盈虧的，固此倡議項目的私營機構的財務安排，包括將來文藝項目發展的營運基金的籌備方案、財務資料，均是供各界衡量西九是否物有所值的關鍵，但根據政府的說法，這些重要資訊或許要到督導委員會經過公眾諮詢階段，並決定初步選出哪些建議書作進一步磋商之際，才得以見天日。這樣，即將進行的大規模公眾諮詢，市民將會在未窺全豹的情況下表達對項目的意見；沒有透明的資料供了解，社會難以做到「摸得準、看得透」。

官民合作共同監察

　　第二、公眾問責。聯國指引所指的不是訴諸民粹，要失職官員「人頭落地」的意思，而是指預早設立機制監管ＰＰＰ的設計和運作，以及要求投得項目的私人公司向公眾定期提交表現評估報告；另外，核數報告的公布亦有清晰的規定。目的就是靠政府或有民間參與的常設組織，充當大型ＰＰＰ項目的「看門狗」（watchdog）。

　　公私營合作的原則肯定是民間主導，減輕了政府直接參與的問題，但政府的監察角色更形重要。

　　趁目前西九建議書的揀選程序還在起步階段，筆者建議草擬「西九良好管治指標」，在項目的各個階段，由政府和民間合作，共同監察項目和程序是否符合有關的指標。這符合服務型政府的新管治哲學，也是另一個層面的「思維改變」。

莫宜端信報財經新聞

　　＊"Governance in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Draft）",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Geneva, August 2004.

李國章的廚房論

2004-12-11T19:24:00.000-08:00

明報
余若薇2004-12-12

日前立法會辯論本人提出的落實小班教學議案，教育統籌局長李國章一面說小班教學是他的夢想，另一面又質疑小班的成效，更打比喻說「廚房大小跟能否煮出好菜無必然關係，關鍵在於廚師本領」。

這比喻有點不倫不類。李局長說廚房小一點沒有關係，然而也得看炒菜給多少人吃，若吃的人太多，廚房地方不足夠，任憑廚師有三頭六臂，也難滿足所有人的口味與需要。

李局長提出廚房論後，我收到來自四方八面其他議員傳來的字條，當中烹飪技術高明的吳靄儀指李局長的說話證明他根本不懂入廚，另一位同事慨嘆香港有這樣的教育局長，難怪學生都被當作叉燒辦。最可笑的是，質疑小班教學者都未有明確表示反對，總是說「我不是反對，但…… 」跟著舉出一連串反對理由。

歸納起來，反對推行小班的理由不外乎三點。

(一 ) 成效論：要推行小班，必須先測試成效。反對者不承認自己反對，便透過專家的口，列舉外國試驗小班的失敗經驗；其實外國測試也有成功的，至於經常被引述、不成功的加州試驗，將每班學生由 20 多人減至 10 多人，跟香港由 32 至 40 人減至 25 人相比，情 不盡相同。再者上述測試只重量度學業成績，教統局一向強調「求學不是求分數」，小班教學不少效益，例如情意關愛照顧等，根本不能量化。

(二 ) 師資論：要推小班，必須先培訓老師。奇怪是，教改要求的多元教學，例如活動教學、角色扮演、分組討論，正正是小班教學合用的。究竟推行小班的師資培訓，跟教改所提倡的多元教學培訓有啥分別？反過來說，要求老師在擠迫課堂裏實踐多元教學法，是否有點強人所難？

(三 ) 財赤論：政府說推行小班，涉及額外 31 億元開支出；但沒同時說明因學童人數下降，政府每年可以省減大筆開支，只要將部分重投在基礎教育，已可推行小班。

值得一提就是，自由黨在這次辯論中全力為政府護航，議員發言與政府立場如出一轍，但他們也做過民意調查，發現多數市民願意與政府共同承擔推行小班涉及的額外資源(若有的話)。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最近進行的全港調查更發現，九成以上的家長、校長、老師都支持小班教學，足見推行小班乃民心所向。

自由黨梁劉柔芬議員發言時強調，他們不會盲目跟輿論走，寧願做「衰人」將真話講出來。然而究竟他們所說的是否「真話」？抑或只是跟政府一樣背離民意？這一點公眾自有判斷。

官商勾結

2004-12-10T06:46:00.000-08:00

吳藹儀
蘋果日報2004-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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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港府中央政策研究組主任顧汝德最近出版的《香港政經──公益與私利的衝突》（Leo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道出的一個主題就是官商勾結，所從來久遠矣！殖民地時代，向來都是以總督為首的港府，與所謂「社會精英」，亦即是以前諷刺語指的「高等華人」互相利用，結為夥伴，利益輸送，犧牲公眾利益，對不起刻苦良善的老百姓。跟現在不同的要點是，以前官商勾結，終究官駕御商，現時官商勾結，已成商欺侮官，是以以前仍有點節制，現在則扯破顏面了。

顧汝德認為，殖民地時代長久官商勾結，基本原因是英官始終顧忌本地人，不願直接與本地人交易接觸，寧願指定一些「買辦」式華人，給他們特殊權力地位，讓他們代為處理土著事件。可是，英官最大目標是避免土著之間太大不滿，社會產生不穩定，一旦出現動盪就會引人注目，早已「高度自治」的港府「天高皇帝遠」，自然不願意英廷干預，到了某個地步，就要商人「獲利回吐」，對工人讓步，做點慈善公益，港府也要推行適度福利服務，於是三者之間便有多少平衡。

特區成立，董建華也不過是商人的一分子，何來能力駕御商人？《基本法》所保障的那種「資本主義」是全世界都沒有的全無顧忌的照顧商界利益資本主義，沒有制衡，於是更無力無能保護公益，老百姓更苦。

書中有一章特別講香港的上海人的特殊地位和因由，紡織品配額是上一個年代的最大利益，如今配額告終，早為地產發展替代。

拒改紅灣藍圖不違法治精神

2004-12-10T06:22:00.000-08:00

湯家驊
明報論壇204-12-11

港人反對發展商拆卸紅灣半島，原因有二：一、發展商唯利是圖，拆卸簇新樓宇，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給我們的下一代一個極為錯誤的信息；二、政府將新落成的屋苑售予發展商，忽視屋苑所處地皮的再發展潛力可為發展商帶來厚利，有利益輸送之嫌。在此事上民意何在，公眾利益為何，相信社會大眾有目共睹。

儘管如此，本月8日卻有報章社評指「大律師出身的45條關注組聲言要禁止發展商拆卸紅灣半島」，是「隨意踐踏合約精神」，令香港制度不可「取信於民」。該報更進一步批評，「議員不從制度上入手補救漏洞，卻迷信政府的權力，並且鼓勵政府不惜運用權力挑戰私有產權」，就算救回紅灣，也會犧牲香港的信譽。本月9日，《明報》的社評也認為社會大眾應該「尊重私有產權」，因為發展商「在法律上有權申請重建紅灣，只要符合正常的重建程序，有充足的諮詢和討論及補足地價」，重建最終是可以成功的。

明顯地，社會上不少人士誤將政府在公法(public law)下擁有的權力和它作為立約方在合約條文下擁有的私有權利(private contractual rights)混為一談。假若某發展商成功從政府手上購入一幅地皮，它是有權將該地皮發展成心目中最具利潤價值的建築物。在此情下，除非該發展計劃違反任何法例上的限制，否則政府只能行使法例賦予的審批權，批准該項發展。若有關計劃涉及更改土地用途或建築比例，一般做法是發展商只需補繳地價差額便可進行該項目發展。此原則體現了在行使公法下所賦予權力的同時，政府對私有產權的尊重。

但紅灣半島的情與此有別。在出售紅灣半島予發展商時，政府所出售的不止是該屋苑所處的地皮(否則價錢當不會這樣便宜)，而是已建成的屋苑本身。有關的買賣合約裏明確訂明，任何發展商擬作的重建計劃必須嚴格遵守該合約的條文及該地皮的總綱發展藍圖(藍圖)。該條文使藍圖變為合約中的一部分，對立約雙方具法律約束力。假若任何一方擬修改藍圖，在合約法的原則下，它必須得到另一方的同意。在這情下，政府只是有如一般普通物業買賣的賣方或業主(landlord)，它並不需要考慮合約另一方(即發展商)的權益，因為發展商簽訂合約已等同它同意嚴格遵守合約內的規定。

案例說明要求改藍圖違合約條文

這項法律原則，遠在1981年恒華倉投資有限公司(譯名)(Hang Wah Chong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一案中已被確立。在該案中，發展商向政府買入一幢已建成的樓宇並計劃將之拆卸重建，政府要求發展商補繳地價否則不批准重建，但發展商堅持它擁有該地皮的私有產權，政府不能以合約以外的原因要求它補繳地價。樞密院大法官艾文戴維思勳爵(Lord Edmund-Davies)否決發展商的理據，並在判辭中說明，在此情下，政府的賣地行為和任何人以私人身分作的賣地行為沒有任何分別。即是說：政府有權要求發展商補繳地價，假若反對重建亦不需持任何特別理由。

同樣情發生在1991年加拿大海外發展公司一案(Canadian Overseas Development Co. Ltd.)。香港的上訴庭引用恒華倉案的判例，強調政府在合約上有絕對的權力反對發展商作任何偏離合約條文的行為。此項原則亦在最近英豪有限公司(Ying Ho Company Limited)一案中被終審法院再次確立：政府作為業主和其他普通業主同樣擁有受法律保障的權利；在考慮應否批准發展商作偏離合約條文的行為時，政府應顧及公眾利益。

這些案例均說明，發展商要求更改藍圖，是違反合約條文。政府拒絕允許更改藍圖，亦非運用什麼特別權力挑戰私有產權，而只是體恤民情，捍衛民益，堅守其在合約下的權利。這又怎會令香港信譽蒙受損失，或違反香港法治精神呢？

曾司長––– 點解要咁急？點解無數字？點解咁蠱惑？

2004-12-06T16:59:00.000-08:00

胡恩威

明報2004-12-6

曾司長在立法會提出十大理由，支持單一「招標」，或者是單一「發展」。「發展」和「招標」在曾司長的定義下是不一樣的， 12 月 15 日開始的展覽原本不是「招標」，這次入圍的三份是建議書，不是標書，這是曾司長的說法；大部分香港人都會認為那三份是標書，而不是建議書。

曾司長以標書和建議書來玩政治遊戲，標書和投標是需要事前設定標準和機制的，建議邀請就是一種隨時改變標準的模式。

司長列出的單一發展理由都和文化藝術拉不上任何關係，都是一些行政方便的理由，這些理由令我進一步相信：曾司長根本並不明白文化藝術場地規劃的過程，西九龍只不過是曾司長表現他政治權術能力的戰場。

十個單一的理由曾司長的第一個理由是，節省統籌時間，帶來行政效益。真正的理由，節省在立法會討論的時間，帶來曾司長隻手遮天的政治效益。

第二是分拆賣地收益難支持文娛設施興建，社會上沒有人反對以土地收益支持文化設施興建；以前都有商業發展項目以收益興建公共設施如學校、社區會堂公園

第三是分拆須另經規劃及勾地機制，增不明朗因素；政府現在不以招標而採用邀請建議書的模式，比勾地機制更不透明、更不公開，其不明朗因素更大。

第四是總體設計無法緊密相連，首先總體設計未獲公眾支持，唯一就是再次成為一個超級大商場的總體設計，兩倍於尖沙嘴的西九龍是一個社區設計，政府目前的天幕規劃概念，錯漏百出，更未獲專家和公眾驗證。

第五是天幕及穿梭列車難以銜接，這是政府規劃無能，和是否單一發展無關；天幕引起的爭議未獲認同，司長霸王硬上弓，強姦民意。

第六是準備多份地契恐引起法律訴訟，這是地政總署失職，和單一與否也沒有關係。

第七是分拆增加計劃需要資源，增加多少？哪方面增加？為什麼會增加？司長並沒有拿出具體數據說明。第八地標難以確立，是司長的天幕地標難以確立。

第九是政府沒有資源持續經營文化設施，分散投資不是比單一投資更低風險？司長更沒提供任何關於經營文化設施的營運模式和財務資料，市民怎可以做決定。

第十製造就業機會，分拆或單一可製造的就業職位分別是多少，司長可不可以提供具體的數據和資料證明？

一個權利的地標曾司長的十個單一的理由，卻都似是而非，沒有說服力，反映了曾司長對文化設施的理解和政府興建公廁差不多。老實說，西九龍諮詢開始至今，來來去去都是在討論一個利，為什麼？就是政府把西九龍的土地和文化場地混為一體，和原有香港土地資源運用招標模式不一樣，曾司長以政治手段凌駕於專業知識的做法，更令香港專業和文化界感到心寒。

由政府一手撰寫白紙黑字的建議邀請書，正好反映出政府對文化場地規劃嚴重缺乏認識，一大堆的文字都是一些和行政管理有關的條件，更可怖的是裏面完全沒有具體說明文化設施的營運指標，文化藝術娛樂場地五花八門，不同功能本身有著不同的經濟效益和社會功能，政府和曾司長的做法是把政府前期規劃和研究工作推給發展商，唯一就是要保留「天幕」。天幕的單一本身和香港多元文化格格不入，根本不能成為代表香港的地標；天幕只是一種

「政治威權」的地標，而不是香港人的地標，完全是飛龍標誌的翻版。民主社會應該是「政治為文化服務」，但西九龍的處理手法，完全是「文化為政治服務」。曾司長更多次提出若不支持單一、不支持天幕便要把西九龍拉倒的

「恐嚇式」說話，西九龍是屬於香港人的，不是曾司長的私人財產，文化界希望看見的是一個真正為推動文化藝術發展興建的文化區，而不是為某人政治利益而興建的地產項目。

一串多元的問號曾司長，你要知道，中國人過去的軟弱，就是我們的祖先花太多精力在權術政治遊戲上，而不是好好的做學問，以學問和知識推動社會進步。香港的成功正正由於香港是一個講道理、沒有太多權術政治的社會。

曾司長，你在認識文化藝術方面有沒有下過工夫？有沒有到過新光戲院看大戲？有沒有到過藝術中心甚至牛棚看年輕藝術家的展覽？你知不知道今年去世的 Edwaid Said 和德里達對當代藝術和後殖文化論述的影響？你知不知道崑曲和京戲和粵曲有什麼分別？你知不知道王家衛吳宇森的電影對荷李活有什麼影響？你讀過多少本關於文化場地管理和文化發展的書？你知道製造你所喜歡的勞力士手表的國家———瑞士———是如何規劃文化場地的，為什麼瑞士能盛產那麼多具有工藝、也重創意的設計師和藝術家？

曾司長，你知道很多建築師都很喜歡「打煲呔」，但自從你「打煲呔」成名之後，很多我身邊的建築師朋友都不敢打煲呔了，因為會被人以為是受你的「強型」煲呔影響。品味和文化是相關的，香港的可喜可愛是香港可以容許多元品味，政治人物可以有自己的品味，但不應強加品味在公眾之上，飛龍和西九龍就是你把個人品味強加在香港人身上的例子。歷史學家說香港和中國正進入數目字管理的年代，而曾作為財政司的你，更應在西九龍發展上提供數據以支持單一的做法，但你一直在迴避，這正正是我們認為在西九上你不稱職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