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意複雜的中產階級

潘潔 信報2005-1-6

　　二○○四年歲末發生的南亞海嘯，從某種意義上幫了 特區政府一把。各種機構組織的元旦遊行，本來可能醞釀一場衝突。一方面有泛民主派組織的遊行，以普選和反官商勾結為主旨；另一方面，又有以民選議員為矛頭 的「聲討無良政客」的領匯投資者遊行。海嘯發生後，民主黨延後遊行，本來準備上街的市民投入了捐款和救災，結果，遊行人數並不太多也不至於太複雜。南亞海 嘯也為政府提供了表現關懷的機會，雖然還是有評論批評政府做得太晚、太少，但畢竟海嘯不同沙士，香港沒有直接經濟損失，市民人身安全觸及面不大，港人對政 府的行動還是寬容的。然而，海嘯對香港社會矛盾的緩減畢竟是暫時的。

　　有評論以「中產怒吼」來形容因領匯事件發起的投資者遊行，以突出這個人數近萬遊行的意義，政府人士也形容他們為「忍無可忍」的「保守中產」，表示特區政府關注到社會矛盾的嚴重性。不過，這樣的分析並不能非常準確地反映香港社會矛盾的複雜性。

　　首先，中產階級在香港恐怕已是一個寓意太多，而失去了太多用處的概念。誰是中產 階級？是那些月入數萬的白領人士？是有專業文憑的醫生、律師、會計師、公務員？那麼，那些沒有長期僱傭關係，但有豐厚資源，收入不俗的股票、物業市場投資 者是不是中產階級？那些沒有長期僱傭關係，有固定資產而認為自己是中產的，是不是中產階級？那些有一技之長，受良好教育，但選擇周遊列國的波西米亞人是不 是中產階級？事實上，在領匯事件中遭受利益損失的，有大投資者，有小投資者，有希望用不多的儲蓄獲利的小市民，統統把他們劃入「中產階級」，那麼中產階級 的含義就很廣了。

　　當然，以「中產怒吼」來形容因領匯 事件而起的投資者遊行，其實就是為了營造某些民選「政客」在社會上受到質疑，以致群起而攻之的氛圍。冠以遊行者「中產階級」的名號，遊行似乎就更有說服 力，那麼這些受到指責的「政客」相形之下「面目」似乎就更不堪些。其實，自八十年代以來，中產階級就是格外惹人注目的群體。中英談判的時候，港英政府專門 調查中產對回歸有沒有信心，中產階級是中方統戰的對象，中產階級又是港英政府有效管治的社會力量。但是，中產階級的定義不但在學術界眾說紛紜，在社會討論 中有時更是風馬牛不相及。按呂大樂教授的說法，中產階級是萬千寵愛在一身，卻其實是不同歷史時刻、不同社會政治狀況下，人們對某個階層的寄託、投射和幻想＊。

　　如果近萬領匯投資者的遊行有任何意義，它的意義在於展示了社會保守力量的回潮。這是自九月立法會選舉以來，民選議員激進主義行為在社會上遭到反彈的一次明確表露。事 實上，在此之前，許多市民在不同的途徑都表達過一個疑惑，即，在整體社會趨於溫和，希望用比較和緩諒解的對話來促進香港政治改革的時候，為什麼立法會議員 會提出諸如公投這樣激烈的議題。而這種疑惑到了領匯事件的時候已經發展成一種敵視的情緒，舉著「聲討無良政客」的標語，恐怕就是這種情緒最好解釋了。

　　中產階級不是沒有感染到這種情緒的。元旦前後一個聚會上，以往贊成民主、支持過民主派候選人的新中產新專業一群，紛紛表示要重新思考，甚至有人賭氣說，鑒於中國內地的經濟繁榮，不如讓北京派人來管理罷了。這 樣的話哪怕是賭氣也是讓人吃驚的。香港的民主剛剛起步，制度缺陷有待改善，民選的議員有待扮演好他們的角色，而市民也有待學習如何投下自己的一票，甚至為 自己的一票負上責任，承擔後果。領匯事件只是議會政治、公共事務、法制監督交錯之下一個複雜的事件，香港的中產一代真是如此輕易地就放棄了嗎？

　　事實上。香港的中產階級是割裂的。元旦前後三個社會事件其實都可以看到中產的身影。紅灣半島拆卸事件，人們反對浪費支持環保；西 九龍爭論期間，人們關注香港文化設施和文化定位的問題，這些都帶有「後物質」或「非物質」的精神，很可以追蹤到中產人士的身影。但同樣地，領匯投資者的情 緒也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中產的憂慮，那就是中產階級的世界觀正受挑戰，那種崇尚秩序、相信機會，依靠個人奮鬥的道路，現在在民選議員「為小市民請命」的 舉措下，好像變得更沒有保障了。通向中產的道路，似乎比以前更難走了。

　　無論如何，中產階級已經變成複雜多元的群體，就像中產階級這個稱謂寓意太多一樣。但是，有一點從領匯投資者遊行可以看到的，就是社會保守意識正在回潮，人們對於民主的憂慮和懷疑正在抬頭，包括中產階級。這是香港民主派人士不能不關注的現象。

　　＊呂大樂、王志錚，《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二○○三。